赵宪章:论民间书信及其对话艺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3 次 更新时间:2016-06-11 01: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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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民间书信是最具典型意义的民间文体之一,“私语真情”而不是“信息传达”是它的基本属性,修辞艺术而不是“文本礼制”使其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书信传达的时空隔断衍生了书信的远距离想象,悠远而丰富的邮品世界便是它的艺术生成;书信的时空隔断也是一种“脸面”,即对话之“笏”,使言说者的自尊和自卫成为可能。总体看来,民间书信作为私语言说的地下室,有着不同于公牍文的面目和文体安全,它那自由和自然的修辞,构建了可以躲避甚至消解主流话语的寓所。

   【关 键 词】民间/书信/对话/文体

  

   一项民间写作调查显示,“书信”是普通民众使用频率最高的文体之一,仅次于“条据”但高于“日记”而位居第二。①但是,“书信”并非“条据”之类纯实用文体:尽管“信息传达”是书信的基本使命,但它同时又是情感的寄托和对话,书信所传达的信息往往表现为情感的倾诉和交流,或者说它所传达的信息已被情感化了。就此而言,民间书信是典型的“情感对话”文体之一,②彪炳在中外文学史上的众多书信名篇就是它的身份证。③它所传达的浓情厚谊曾经撩拨起多少撕心裂肺的思念与忧伤,感动着一代又一代读者难以释怀。另一方面,随着电信时代的来临,以“信息传达”为使命的传统书信恰恰面临着灭顶之灾;与此相应,“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式的古典情思正被现代电信和网络对话所湮灭;当人们为“书信处理系统”(E-mail)④的速度与效率而欣喜若狂和忘乎所以的时候,由文房四宝和绿衣使者所传达的幽情已经荡然无存……这种由科学技术所导致的情感载体的失落,就是人类谋求物质生活的便利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也是我们今天研究民间书信的现实意义:快速堵截这一即将断流的情感血脉,静静地感受这一情感脉搏即将远逝前的微弱跳动,在它诀别人类情感世界之前倾听其最后的诉说,品味“书信对话”这一特别的民间文体及其情感传达的艺术形式。⑤

   一、作为“艺文之末品”的民间书信

   《左传》所载《郑子家与赵宣子书》、《子产与范宣子书》等是我国古代文献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书信文体。⑥这些书信主要是商议国家之间的政治事务,类似于后来的“国书”或“公函”。中国古代书信脱离公牍文性质而成为私人之间的往来,就现存文献来看,当在秦汉之后,⑦例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史家通常将《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相提并论,因为阐发《史记》写作的动因和宗旨是它们的共同主题,对于研究司马迁的人生阅历和史学思想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文体,导致其叙事策略和言说方式大相径庭。其中,关于“李陵之祸”的表述最为明显。⑧《报任安书》写于作者遭遇“李陵之祸”以后,友人任少卿致信规劝他应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可能是这种好为人师的口吻撩起了司马迁的满腹牢骚,所以在回信中尽情地倾诉自己的遭遇和不幸,将满腔的愤怒和屈辱向任安诉说,一吐为快,酣畅淋漓。书信开篇就感愤自己“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⑨哀怨情绪溢于言表。书信的结尾仍然哀叹自己遭遇此祸被乡党耻笑,侮辱了先人,已经没有脸面祭扫于父母的坟前,以至于整日神情恍惚,不知所措,“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怎么还能按照少卿所说的去“推贤进士”呢?也就是说,诉说自己遭受宫刑的冤屈、耻辱、悲伤和无奈,是《报任安书》的主要话题,“行莫丑于辱先,而垢莫大于宫刑……自古而耻之”是司马迁刻骨铭心的情结。但是,这一事件在《太史公自序》中的表述却完全不同。《太史公自序》除去关于《史记》130篇的“内容提要”之外,主要涉及作者家世、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儒家经典的主旨以及孔子写《春秋》的意义等。至于自己遭遇的“李陵之祸”,只是一笔闪过,目的还是为了引出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有《国语》、孙子膑脚论兵法等“圣贤发愤之作”,以表达自己如何以史为鉴完成《史记》写作的意志和决心,完全是正面的、积极的自我激励之辞。

   这就是“书”与“文”的不同,即民间书信和公牍文⑩的不同:《报任安书》之所以是“民间书信”而不是“公牍文”,首先在于它是个人私情的充分倾诉,即所谓“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11)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对自己的身心造成重大创痛的“李陵之祸”,只能深深地掩埋在纸背文后,实则是转换语气,将“不幸”说成是“万幸”,将“受辱”表述为“受挫”,以显示自己永不气馁、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另外,《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均有司马迁的家世及阅历的自述,以表达自己编修《史记》的缘由和动因,但其叙事的策略和语调却大相径庭:前者面对知己,从个人立场出发宣泄私人真情,直抒胸臆,慷慨激昂,无所顾忌;后者从公众立场出发表达自己的修史大志,严谨得体,语气平缓,措辞讲究。这并非意味着作者写作《太史公自序》时已经淡忘了“李陵之祸”,主要是它的“公牍文”性质决定了他不能将个人私情诉诸笔端,因为“公牍文”面对的是所有可能的读者,必须有所忌讳、有所回避、有所遮掩,只能以国家和社会代言人的口吻凸现“公牍文”的公众性和公益性,而不可任性直率和畅所欲言。这也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基本操守和德性准则。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虽然名曰“自序”,实则是假借他人视角进行叙述,即采用第三人称叙事。(12)和“第一人称叙事”相对而言,“第三人称叙事”有效地缓冲了主观情绪的任意宣泄,有益于掩饰作者个人的精神创痛,使得叙事语调显得客观而平缓。《报任安书》就不同了,作为致友人的书信,不可能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第一人称”是所有书信文体无以选择的叙事视角,从而为宣泄个人感情预设了“无障碍通道”。就此而言,民间书信作为最典型的“第一人称文体”,“私语真情”是其区别于一切公牍文体之最显著的特点。尽管我们不能在此妄断刘勰为什么将书信贬为“艺文之末品”,(13)也无须评论孔尚任为什么感慨人们只知“词为诗之余”而不知“尺牍亦诗之余”,(14)或贬或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书信的文学性已经达成历代学人的共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断:“私语真情”当是民间书信之所以被文学史所接纳的重要原因,是书信文体之“文学性”的主要标志之一。

   “私语真情”之所以是书信文体之“文学性”的主要标志,就在于它的个人化和情感性,即“个体情感”本身的文学属性。将“个体情感”作为文学的重要特质并不否认宏大叙事及其爱国家、爱民族之人类普遍情感的文学表达,问题在于,即使在这类作品中,人类的普遍情感也被个人化了,总是通过鲜活的个体得以表现。也就是说,文学中的情感必定是个人的、个体的,而不是普遍的、抽象的,后者是学术抽象的结果而不属于鲜活的文学现实。“私语真情”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民间书信跻身于文学。更由于它不需要像宏大叙事作品那样必须借助于普遍情感的“个人化转换”,本身就是个体情感的直接显露或自由宣泄,从而为民间书信进入文学世界开具了最便捷的通行证。

   于是,同一个作者(或叙述同一个事物),在公牍文和私人书信中所显示的就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面目。《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中就有两个很不相同的司马迁:前者充满哀怨,牢骚满腹,消极悲观;后者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自觉地以承传史家薪火为己任的伟大士人,判若两副面孔,这就是不同文体使然。人的两面性、多面性和复杂性,需要通过不同的管道进行言说,于是造就了不同的文体类型;由于言说对象的不同、言说目的不同、言说语境的不同,也就决定了言说者选择怎样的文体“说什么”和“怎么说”。总之,不同语境的不同言说造就了不同的文体类型,不同的文体各有最适宜表达的意义和不同的言说策略,从而展现出人的多面性和同一作者的不同形象。陶渊明这位以田园诗歌名世的诗人,“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才是其公众形象,但在他写给儿子们的家信中(《与子俨等疏》),却大谈柴米之忧,坦陈内心的苦痛和矛盾,其隐逸和安适的境界荡然无存。这恐怕就是鲁迅说过的私人书信不同于任何公牍文的重要区别:公牍文的本意就是“公之于众”,于是也就难免“峨冠博带”;私人书信尽管也要给他人看,并非独自一人“赤条条的上场”,却由于其传播的范围是限定的,传播的对象是熟悉的,传播的语境是安全的,即使“穿着肉色紧身小衫裤,甚至于用了平常决不应用的奶罩”,但是比起公牍文的“峨冠博带”来,要简单和自由许多。(15)至于这种不同是否有必要像鲁迅那样继续追问哪一种更加“真实”,恐怕不能简单论定。因为,无论是“穿着肉色紧身小衫裤”还是“峨冠博带”,都是文体语境使然,都是一种真实,如前所述,“两面性、多面性和复杂性”本身就是人的客观存在方式,在不同场合显露不同的面目本身就是合理的,公众场合“峨冠博带”和私人空间“赤条条”都是特定语境中的真实,否则便有违于常规。如果一定要在这一问题上坚持“反潮流”,那就有可能“别有用心”,例如假借私人书信达到公牍文的目的等。(16)

   当然,鲁迅所认为的书信更加真实,并非仅就文体本身(文本语境)而言,更多的是相对特定的社会语境。正如张抗抗之所以称当年在北大荒插队“依赖书信维持生存”,是因为当时“常须躲闪避开周围警犬般的耳目,使得书信的来去变得隐秘而鬼祟,那仅仅只因为小小的信封承载了最大的私人空间,是充满敌意的生活中唯一的温暖和慰藉,支撑我们度过苦涩难耐的时光。我们的眼睛一旦离开那几页信纸上含蓄的真话,面对的将是铺天盖地的赤裸裸的谎言和虚伪”。在这篇回忆文章中,张抗抗详细而生动地记述了因大雪封山两个月之久而断绝了亲友通信时的焦躁心境:“寂静和寂寞让人透不过气,每个人都狂躁不安,快被逼得发疯。暴风雪的夜晚,我们在微弱的蜡烛下疯狂地写信,写给我们想得起来的任何人。一只只用米粒粘合起来的厚信封,在炕席下被压成薄片,一只只薄片积成了厚厚一摞,硌的人腰疼,我们共同守望着冰雪,却没有邮递员来把那些信接走。”终有一天,拖拉机的轰鸣打破了沉寂,载来了几麻袋信件,大家一哄而上抢走属于自己的信。于是,“整整一个夜晚,帐篷里鸦雀无声,人人都在马灯下安静地读信,就像享受一件天降的礼物,只听见纸页的翻动声和姑娘们喜极的啜泣……”,(17)张抗抗回忆说,其实那些信里写的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但2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他们没能入眠,信中的每一个标点都使他们兴奋不已。可见,书信之所以被鲁迅称为“更加真实”,不仅仅在于其中“说了什么”,主要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文体安全”(相对公牍文而言),书信具备自身特有的“安全言说”的文体形式。这就是马斯洛所说的人类的“安全需要”,也是吉登斯所说的“本体安全”。民间书信作为一种对话文体,对话双方的相互熟悉和信任,营造了一个在相对隔断的有限时空中可以无所顾忌、畅所欲言的安全言说语境。就此而言,书信的言说堪称自由的对话和语言的狂欢。这也是书信之所以成为传统社会日常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之一,因为那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以情感为依托、以互信为准则的“熟悉人”的社会。“熟悉人”社会的日常生活是书信赖以存在的基础,否则,它必将逐渐淡出人类交往的视野。就此而言,现代电信、E-mail和网络对话只延续了书信的实用功能,作为“私语真情”的文体属性已经稀释或隐退。

这就是包括情书、家书等一切民间私人书信的情感形式:它所诉说的情感往往不能外言。“不能外言”的东西并非都是丑陋的、低俗的,仅仅因为它是一种“私密”而已。因为“私密”本身就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人的“本体存在”方式,就像弗洛伊德认定“潜意识”是人类心理世界的主体部分那样。这也是民间书信作为情感载体之所以动人和诱人之处,它只是在特定的、熟悉的和知己的对象间的一种对话,先验地预设了一种熟悉的、可靠的、安全的因而也是“不予告人”的语境。正是这一“不予告人”的言说使其成为文学,因为书信的言说实际上是在说“不可(与他人)言说之说”。而“说不可说之说”恰恰就是文学的言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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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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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京)2008年4期第55~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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