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山鹰:立宪者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9 次 更新时间:2016-06-11 00: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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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共产党“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和孙中山先生“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通过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奋斗取得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后,将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的国家政权,即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这个政权的政府构成形式就是党派联合政府。由于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性,它的国家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长期存在,政府形式——民主联合政府——也将长期存在,所以毛泽东在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

  

   二、人民民主专政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人民民主专政是几个阶级的联合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政权。特别是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人民”包含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它不起决定作用和领导作用;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消灭了私有制和民族资产阶级之后无产阶级单独掌握政权。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最显著的区别在于,人民民主专政以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政权的主体阶级之一为前提,无产阶级专政则以在制度上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为前提。

  

   利用资本主义,联合资产阶级,是中国共产党吸取历史经验的产物。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回顾历史: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左’,先是表现在城市工作方面,不但把自己孤立了,而且后来在城市简直立也立不住了,只好退到农村。……我们没能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

  

   所以,革命力量遭受到很大的损失。解放后,邓小平也曾经这样总结:

  

   大革命失败之后,我们党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就是要打倒一切。当时主要打击的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样做的结果,把我们自己孤立起来了。城市里的许多人,包括知识分子和青年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脱离我们。工人运动也搞不起来,那时不区别对象,就是罢工,而且条件提得很高,结果工人运动也垮了。我们在城市中的力量一步步地丧失,一直到最后差不多搞光了。

  

   利用资本主义,联合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解放战争后期,共产党进城后,面临着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1949年4月7日,毛泽东在给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的电报中指示:

  

   我们认为,接受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

  

   是否联合资产阶级,决定着共产党是否能够在城市中立足。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需要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去解决农民的惜售问题。中国的工业化必须依赖于农民的积累。土改之后,农民成了土地的所有者,如果农民惜售,国家就不可能取得农民的粮食。怎么办呢?

  

   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工业品来换得农产品。……我们现在搞一个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暂时不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法,也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无产阶级专政即意味着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消灭。是否允许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存在是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区别。其显著表现就是在政府机构的组成上有资产阶级政党及其代表人物的位置。

  

   三、“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之“实质上”的确切含义

  

   要想了解这个问题,必须了解“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最早的出处。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曾经提到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1949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苏联领导人米高扬时说;

  

   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关于政府的组成和它的成员问题,“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的,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第二次跟苏联解释这个问题是1949年7月刘少奇率团访问苏联,在写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刘少奇“特别阐述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

  

   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础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1905-1907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其共同点,也有区别点。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也有区别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

  

   龚育之先生在谈到刘少奇的这份报告时说:

  

   人民民主专政把联合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及其政党作为自己的基本的规定性,在这一点上,它不同于工农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社会主义为前途,这一点,不因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而改变,就这一点而言,它同工农民主专政实质上又是相同的。

  

   那么,该如何理解毛泽东、刘少奇跟苏联方面的解释,又该如何解释龚育之先生的解释呢?

  

   毛泽东在给米高扬说明两者“实质”上相同时,又指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换句话说,如果是搞无产阶级专政,则不那么“合适”,不那么“合情合理”。接着毛泽东又说,“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必须是联合的”,也就是说非此不可。既然实质上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又“必须”、非此不可地搞什么联合政府呢?为什么不是搞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不是搞共产党的一党政府呢?

  

   对于任何重大的政治观点,只有把它放到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才能了解其准确含义。其实,只要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当时的语境和历史背景,就会发现,毛泽东实际上更多强调的是两者的不同,强调“必须是联合的”。中国人说话的一个习惯是,即便自己的观点跟别人不同,也不首当其冲表明自己的不同观点,而是先附和别人的说法,然后再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这是其一。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世界格局明显地分为美国和苏联两大阵营。新中国即将成立,是站在美国一边,加入美国为首的阵营,还是站在苏联一边,加入苏联为首的阵营,毛泽东必须做出选择。毛泽东觉得无法做一只蝙蝠,跟飞禽阵营说自己有翅膀,属于飞禽,转身又跑到走兽阵营说自己有脚,属于走兽。所以做出了“一边倒”外交决策,决定加入苏联为首的阵营。要想加入到这个阵营,寻找与该阵营的共同点就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所以,在理论上扩大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同点,寻求苏联的帮助,就似乎是势所必然的事情。

  

   这里面很可能有一种出于政治策略上的考虑。这样策略考虑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了寻找美国政府的支持,也曾做过类似的工作。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在庆祝美国独立日的社论中宣称:

  

   美国的民主已经有了它的同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仍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

  

   毛泽东还亲自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希望到美国去见他。

  

   这样把历史前后联系起来,毛泽东对米高扬说人民民主专政“究其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同时又强调“必须是联合的”,其准确含义究竟是什么,就不难理解了。

  

   龚育之先生所借以论证人民民主专政与工农民主专政“实质上又是相同的”的那段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其中并没有明确指出两者“实质上相同”,龚育之先生的论述是依据刘少奇报告所作的推论,显然受到了毛泽东与米高扬谈话的字面意思的影响。如果把刘少奇访苏会见斯大林的目的弄清楚,龚育之先生的论述就颇可商榷。师哲在其回忆录中指出,刘少奇访苏的主要任务:

  

   最迫切、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取得苏联对我国革命的理解以及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尤其是通过他们争取国际间对中国革命在政治上、道义上的同情和声援,这是中苏两党间第一次进行的高级会谈,意义重大。

  

   这样就更明显了。要想站到同一个阵营中,获得别人的理解、支持和援助,获得同情和声援,在最基本的策略上,是强调双方的共同点多呢,还是突出其差异呢?答案不言自明。

  

明白了这点,就能明白为什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关于新中国国体的文章中,将人民民主专政与“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并列,称之为“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了。严格来讲,国体讲的是一个国家的性质,人民民主专政讲的是新中国的国体,跟“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并无必然的联系。它只是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苏联当时对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所以毛泽东不惜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着重指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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