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国滢:19世纪德国“学说汇纂”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基于欧陆近代法学知识谱系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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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国滢 (进入专栏)  

   【摘要】19世纪罗马派法学家们主要通过搜寻和整理罗马法素材,以自己的专业工作为德意志民族构建真正属于本民族的富有表达力和精确解释力的法律语言以及本民族的现代法 律,沿着这样的理论企图、理路和方法,在历史法学派内部,逐渐生成出一种新的、独特的学问风格,这就是所谓的“学说汇纂学”。“现代学说汇纂体系”是哥廷根大学的罗马法教授古斯塔夫?胡果首次提出的,但格奥尔格?阿诺德?海泽在1807年出版《供学说汇纂授课之用的共同民法体系纲要》中勾勒出了一个近似“五编制”学说汇纂体系。在学说汇纂法学(理论)体系之构建上,中后期最有代表性和原创力的学者是伯恩哈德?温德沙伊德和海因里希?德尔恩堡。19世纪德国的学说汇纂学对于德国的法律实务、《德国民法典》的编纂以及其他国家法学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学说汇纂学;历史法学派;罗马法;民法教义学;普赫塔

  

   19世纪的德国法学发展历史之中,“学说汇纂学”无疑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改变了德国民法学的面貌,而且也为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德国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奠定了基础。时至今日,“学说汇纂学派”的文献和学说仍是当代民法学研究取之不尽的宝藏。“学说汇纂学”的研究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编纂工程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本文不打算全面讨论学说汇纂学的所有主题,而仅仅基于近代欧陆法学知识的演进脉络,尝试从知识论的角度检视19世纪德国学说汇纂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考察学说汇纂体系建构的知识谱系,以期为我国学者构建民法典(结构)体系提供可以借鉴的理论和文献资源。文章分为以下六个部分:

  

一、引言

   1815年夏季,为阐明历史法学派的宗旨并致力于历史法学的研究,时任柏林大学罗马法教授的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1779—1861)、法律史教授卡尔.弗里德里希.艾希霍恩(Karl Friedrich Eichhorn,1781—1854)以及约翰.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戈申(Johann Friedrich Ludwig G?schen,1778—1837)三人共同创办了学派“机关刊物”《历史法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liche Rechtswissenschaft)。在该杂志的创刊号(第1期)的“发刊词”《关于本刊之目的》(Ueber den Zweck dieser Zeitschrift)中,[1]萨维尼把法学家的学术阵营分为具有“根本差异”的两个学派:一个“历史学派”(die geschichtliche Schule);另一个被笼统地称为“非历史学派”(die ungeschichtliche Schule)。[2]他自己及其他刊物编者属于前者,而18世纪末、19世纪初形成的其他学派(比如,沃尔夫学派、优雅学派、哥廷根学派、历史—哲理法学派)则统统属于后者。故此,随着《历史法学杂志》的创刊,历史法学派实际上宣告成立。众所周知,德国历史法学派在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法学中一直居支配地位,且影响了当时德国的科学与教育观念,直到1900年,在某些方面,甚至当代,法学思维仍然深深铸有该学派的烙印。[3]

   在历史法学派的发展过程中,尽管其成员认同并坚持学派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比如,“法形成于民族精神”),但他们在学问志趣、研究方向、乃至价值理念上尚存有较大的差别:一些人把专业的重心放在罗马法的研究上,试图从中开发出德国法学知识的生长之点;而另一些人则对“罗马法在德国的合法性”(die Berechtigung des r?mischen Rechts in Deutschland)产生疑问,[4]于是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日耳曼(或德意志)法律传统之整理、爬梳上,以期建立真正的具有德意志民族特性的法学。这样,历史法学派内部实际上就形成了两个支派:一个被称为“罗马派”(Romanistik),另一个被称作“日耳曼派”(Germanistik)。“罗马派”的代表人物首先就是萨维尼本人,在萨维尼之后,则有1842年接替萨维尼在柏林大学教席的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普赫塔(Georg Friedrich Puchta,1798—1846)以及著名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Rudolf von Jhering,1818—1892)等。“日耳曼派”的奠基人即为卡尔.弗里德里希.艾希霍恩,艾希霍恩之后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雅科布?格林(acob Grimm,1785-1863)、[5]格奥尔格?贝塞勒(Georg Beseler,1809—1888)和奥托?冯?基尔克(Otto von Gierke,一译“祁克”,1841—1921)等人。

   与日耳曼支派试图从日耳曼—德意志法源中寻求资源(素材)来构建私法体系之路线不同,罗马派法学家们主要通过搜寻和整理罗马法素材,以自己的专业工作为德意志民族构建真正属于本民族的富有表达力和精确解释力的法律语言以及本民族的现代法律,认真地对待作为古代罗马“法学家法”之承载形式的罗马法文献,——主要是优士丁尼的《国法大全》,其中最为重要的(核心)部分就是《学说汇纂》。[6]他们力图像17世纪的哲学家、法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以及18世纪法律学者尤斯图斯?默泽尔(Justus M?ser,1720—1794)等人所憧憬的那样,构建“科学的”罗马法,编纂一部“新国法大全”(Novum Corpus Juris)或者新的《学说汇纂》( ein neue Pandekten)。[7]

   沿着这样的理论企图、理路和方法,在历史法学派内部,逐渐生成出一种新的、独特的学问风格(Wissenschaftsstil),这就是所谓的“学说汇纂学”(Pandektenwissenschatt,或者 Pandektistik,[8]也译作“潘德克顿之学”),该学问的目的不再是简单地注释罗马法文本,而是通过“创造性(生产性)的教义学建构”,解释(注释)优士丁尼的《学说汇纂》作为超越实证的合法性基础,以“形式—概念的、体系—构建的方法”,从中抽出一般的法规则和法概念,并对之进行体系化,来形成一种共同私法(民法)之教义学上无矛盾的实证体系,即,发展出“一种学说汇纂学的法教义学”(eine pandektisitische Rechtsdogmatik)“学说汇纂体系”(Das Pandektensystem,有时也被称作Pandektensystematik [学说汇纂体系论]),通过学说汇纂法学对概念运用的方式打造出一幅完整的符合生活关系的法秩序图景[9]。

  

二、18世纪末之前“学说汇纂”体系的建构

   我们首先应该在“长时段”的历史中、而不应拘泥于19世纪(德国历史法学派)这个特定时段来考察学说汇纂体系问题,因为学说汇纂体系的形成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持续发展和完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时代的法学家都在不断地寻找和发现优士丁尼《国法大全》、特别是其中的《学说汇纂》之“真正涵义”的说明。[10]

   对于欧洲的知识复兴而言,11世纪中后期是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美国法学家哈罗德? J ?伯尔曼在所著的《法律与革命》中对于这个时间节点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他把1050—1150年这个时期视为近代法律制度、法律价值、国家、教会、哲学、大学、文学和其他近代事物的起源期,也就是“西方法律传统”(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得以形成的时期。他认为,这个时间片段之前的欧洲与此后的欧洲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历史断裂。[11]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1870—1937)在《12世纪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一书中也把1050年之后到1250年视作持续200年之久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即罗马法、拉丁经典著作、拉丁诗歌、根植于波伊提乌(Boethius)和早期基督教作家的哲学和神学的复兴运动。[12]还有其他一些学者(比如中世纪学者M,D ?舍尼)把1100年看作是“西方重新获得了古代文明的财富”历史的转折点。[13]

   在笔者看来,这个时间节点以后的欧洲大陆法学史和法律史上一个最为重要的事件,无疑是优士丁尼《国法大全》的整个文本、特别是《学说汇纂》的再发现。[14]德裔美国教会法和罗马法专家斯特凡?格奥尔格?库特纳(Stephan George Kuttner,1907—1996)在1982年所发表的文章《法学的复兴》(The Revival of Jurisprudence)中也认为:“若没有优士丁尼《学说汇纂》的再发现,法学能够在中世纪的西方得以形成是不可想象的。”[15]另有学者证明,11—13世纪欧洲法学得以迅猛发展正是得益于《学说汇纂》的再发现。[16]过后的历史也证明,《学说汇纂》也许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本。[17]

   从12世纪到15世纪末,优士丁尼《国法大全》、特别是其中的《学说汇纂》在大学作为主要课程内容首先在意大利、然后在欧洲大陆其他地区(比如,法国、西班牙、荷兰)得到传播,并且法律实践上被继受(即,欧洲各国法院在判决中采纳罗马法规则作为判决的依据)。有关《国法大全》(特别是《学说汇纂》)的注释和研究文献汗牛充栋,无以尽数。在这几个世纪中,欧洲法学(私法学)和法律制度从中汲取了极其丰沛的营养:历史上无数法学的天才人物为之倾注毕生的智慧,皓首穷经,筚路蓝缕,为“学说汇纂学”参酌勘定文本、积累注释资料,[18]逐步建立起作为整个欧洲大陆大学教育和法学之共同基础的“中世纪罗马法”(medieval Roman law)或“新罗马法”(Neo— Roman law),这种新罗马法连同教会法一起构成欧洲的“共同法”(ius commune)的主要渊源,成为各国私法的基础。[19]在16世纪的法学著作中,有人把“《学说汇纂》的阐释和理解”(Erl?uterung und Verst?ndnis der Pandekten)几乎等同于当时整个的法学。[20]

相对于欧洲其他地区(比如,意大利,法国),德国对罗马法的继受时间滞后,其法学起步也较晚。1495年,德国设立了帝国宫廷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作为帝国最高法院。当时的法官依“共同法”裁判案件,于是作为“共同法”主要内容的罗马法,在德国取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大体上,北德在15世纪末,南德在16世纪中开始并逐渐完成罗马法的第一次继受过程,《国法大全》中的《学说汇纂》成为德意志私法的主要成分(这也是德国法学家习惯上把德意志地区所继受的具有“罗马源头的”的私法称为“学说汇纂”[潘德克顿]的原因)。[21]此时的德国法律实务界和学术界持守“意大利方式”传统,致力于将德国的法律现实插进评注法学派的思想框架之中,德国法学从此进人“《学说汇纂》之现代应用”(usus modernus pandectarum)时代。[22]但早期“学说汇纂》之现代应用”中的德国法学是因应式的,其在整体上尚不可与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法学发展水平相提并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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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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