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青: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4 次 更新时间:2016-06-09 16:39:17

进入专题: 郭秉文;新教育;民国教育界;南高学风  

许小青  

   一、引言

   在民国灿烂若星河的教育家群体中,郭秉文因其迭荡起伏的教育人生,让人唏嘘、令人感叹:一方面,他是民初学成归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回国伊始,即广泛联络新教育社团、充分运用现代报刊媒体,培育新教育的“公共空间”,广泛传播新教育理念,推行新教育实践,思想与行动双管齐下,很快成长为民国新教育界引人注目的明星式人物,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教育的国际代言人;另一方面,当他正处于事业顶峰时,一场易长风潮却让他无端卷入政治漩涡,并被迫远离国内教育界,从此中国国内教育界难以再见他的声音与踪迹(虽然在国际舞台上,他还努力为中国教育代言)。这种巨大落差,难以在其他教育家的身上重现,因此,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界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其始也兴,其亡亦速”的独特景象。另外,在某种程度上讲,他是一位行动大于思想的人,所留下的系统大部头的教育论著并不多,其教育思想火花更多是一种实践性总结,散见于民国早期的各类教育期刊中。因此,长期以来,郭秉文这样一位很早就声名显赫的教育家,其声音与踪迹却淹没在历史巨流中。迄今为止,除了郭秉文重要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教育制度史》等少数论著再版外,还没有一部收罗全面的《郭秉文教育文集》或《全集》公开结集出版。多年来,除了少数受他当年栽培的桃李外,其思想与业绩并不为其他后来者特别重视,有关研究亦多属纪念性的回顾。近十余年来,这一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已有学者专门深入地讨论其办学的实绩与思想,并有专门的“郭秉文教育思想讨论会”召开①。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学术界对郭秉文的研究,仍多集中于郭氏本人的教育理念与办学成就,尤其是其办理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实绩方面,而对于郭秉文与民国时期教育界的关联,鲜有全面的论述,仅有少数论文提及其与国际教育界交流。要想全面准确理解与把握郭秉文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特色与地位,学术的视域仍有待进一步放宽,只有将其置身于民国教育界之中,从前后左右的相互联系中,才能得到真切的理解和把握。

   笔者认为,知人论世,只有将郭秉文置身于民国早期中国的教育大变革中,才能真切地把握郭秉文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地位与影响。张灏先生曾专门论及1895至1925年前后三十年时间,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年代,主要的变化有二:一是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体的大量涌现;一是新的社群主体———知识阶层出现。① 郭秉文在现代中国教育界活跃的年代,正处于张灏先生所言转型时代的后半期,郭秉文深度参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几个关键因素———新式传媒、学校与知识阶层的建设中,尤其对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影响远远超过一般的知识人。只有充分理解了这样一个关键的转型年代的意义,才能充分认识郭秉文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和贡献。同时,笔者亦认为,郭秉文并非凭借一己之力来谋求中国教育的新生,应该充分认识到,在那样一个关键的转型年代里,有一群像郭秉文一样抱着“教育救国”理念的知识人,共同谋划中国教育的新生。因此,只有将郭秉文放置于这样一个群体中,从群体的相互关系与影响中,才能真切地把握郭秉文所思所为的特别意义。换言之,需郭秉文置身于民国早期中国教育的“场域”之中,正如法国思想家布迪厄所说,“从分析的角度看,一个场域可以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者一个构型(congiguration)。”说得更为直接一点,“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因此,在思考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的关系时,始终要考虑到以郭秉文为中心而形成的一个“网络”问题,注意考察郭秉文师友关系中的地缘、业缘诸要素,并要围绕现代传媒(如《新教育》杂志)、新式社团(如江苏教育会、中华教育改进社等)、新式学校(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和郭秉文时代的南高与东大),放宽视域,将郭秉文置身于民国早期中国教育的转型的各种网络中,通过郭秉文所思、所言、所行,来探讨其与对民国教育界多重关系,来把握郭秉文在民国早期教育转型中的角色、作用与地位。需向读者特别说明的是,一篇小文是无法对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界的关系作一全面论述,本文所能补充的,只是就前人研究中相对薄弱的几个侧面,诸如民国教育界何以成为一个新思想运动的中心“场域”?郭秉文何以能成为民初教育界的中心人物,背后的资源何在?其办理南高东大,除了实际业绩外,对近代中国学术的派分等“虚”的一面影响若何?1925年郭秉文离开中国教育界,当作何评价?对于前人研究相对比较丰厚诸如郭秉文的教育思想与办理东南大学的业绩等问题,本文则多作为背景作简单的引述,不再重复展开了。

   二、媒体与社团:郭秉文与民初新教育界

   郭秉文活跃于民国早期教育界的年代(1914—1925)正是中国现代教育界转型的关键时代,中国教育界面临的主要难题,正是新旧、中西并立与竞争的问题,正如当时教育家程其保先生所总结,民国早期中国教育存在三大隐忧:新旧两势力的冲突;大小团体的冲突;真伪是非的冲突。[1]这样一个时代正是教育转型关键时期,为各种教育的思想试验提供了难得的交锋机会与实践舞台。一大批抱“教育救国”理念的新知识人,充分运用清季以来现代报刊新媒体的新阅读空间,广泛地宣传与鼓吹新教育运动,其中留美归国学生为主体创办的《新教育》等新媒体更是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不仅为各种教育理念发布与实践总结提供一个公共平台,亦使教育的新理念得以广泛的传播,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回应,使得一批留学归国的新知识人很快成为影响全国的教育公共知识分子,这一个庞大的群体为“新教育界”的形成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可以说,民国早期,也是现代中国教育家群体迅猛成长的一个阶段,大都从这一时期开始推行其教育思想与实践。对民国教育影响深远的教育家,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蔡元培、胡适、蒋梦麟、张伯苓、黄炎培、陶行知、陈鹤琴……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本人所讨论的主人翁郭秉文。

   1914年郭秉文即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时,即被南京高师校长江谦聘为该校教务主任,因此由外而内全力投身于中国教育界,很快在中国教育界引起极大的关注,并成为其中十分活跃的教育家之一,个中原因当然离不开① 张灏先生对“转型时代”的表述范围有前后略有调整,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载《二十一世纪》总第52期,1999年4月,第29-39页。)将转型确定为1895—1920。几年后,他在《转型时代中国乌托邦主义的兴起》(载《新史学》第14卷第2期,2003年6月,第1-41页。)修订为1895—1925。第5期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界69时代的需要和个人的追求,此外如果从关系网络的角度来分析,还有两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其一是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的教育理念及其毕业生在中国教育界的影响力。郭秉文毕业的学校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这所大学正被誉为世界新教育研究中心的机构,这所师范学院对中国新教育运动影响极为深远,有研究者称“中国教育体系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控制和指导”。[2]以杜威、孟禄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理念,随着哥伦比亚大学一批留学生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回国,很快传入中国,并迅速在教育界、思想界占据支配的地位,成为民国早期中国“新教育运动”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重视社会的改造和实践的训练、重视思维在教育中的突出地位,这些对中国新教育的影响尤其深远,成为当时其弟子们在中国不断宣传与实践的金科玉律。更为难得的是,他是留美第一个留美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在民初崇尚西学的世风下,他的这一身份也为其在民国教育界大展拳脚提供了一个巨大便利。

   其二是郭秉文回国之初即得当时教育权势影响极大的社会团体———江苏教育会的支持。郭秉文回国后即担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并于1918年正式提升为南京高师校长。此外,他还同时在江苏教育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基会等教育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很快成为民国早期新教育运动中十为活跃的教育家。众所周知,江苏教育会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相当重要的社会团体之一,对近代中国教育影响极为深远,中山大学桑兵教授甚至称江苏教育会为清末民初为影响中国近代教育三大枢纽之一,其影响力更是“主导全国教育界”[3]。郭秉文活跃于民国教育界的舞台,背靠江苏教育会无疑是其中至为关键的因子之一。此外,他亦为一虔诚的基督徒,与中外基督教教育团体关系密切,而民国早期教会在中国教育界势力大、影响广。如,1921年夏北美教育团体会议决定组织教育考察团,后英国加入,派出教育家来华考察,并邀请国内华人教育家参与其中,受邀请的大学校长只有两位,即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与南开校长张伯苓,个中缘由,除了南高的办学实绩与声誉外,亦与郭秉文的基督教身份有关。郭秉文兼具本土与外来两种人际网络资源于一身,这在民国教育界并不多见,这些因素无疑为其很快成长为民国教育界的中心人物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当然,郭秉文之所以影响于民国教育界,根本还在于他的教育理念与行动体现了时代的脉搏,其教育思想与实践正成为当时中国新教育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呈现出以下的特色:

   (一)倡导自由主义的新教育思想民国肇始,共和教育为核心的新教育逐步推行,新旧教育激烈冲突,尤其是袁世凯上台后,推行尊孔读经,一时旧势力颇具声势。不过,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民主与科学的时代精神在教育界广泛接受。郭秉文走在时代潮流前列,与蔡元培、胡适、陶行知、张伯苓、蒋梦麟等一道,推行教育民主化、国际化和中国化的新教育理念,积极改造中国的传统教育,倡导共和国民的道德建设,在教育实验中引导新科学方法的应用,努力建设适合中国国情又与世界教育合拍的现代教育。在新教育运动中,郭秉文成为其中一位不可或缺的中心人物。

   郭秉文在归国初期,即撰写完成《学校管理法》一书,全面论述学校管理的原理体制和训练方法,其目的首先在于国民新道德的推行,建立起与共和新制配套的管理教育方法,积极推行共和国民的教育。归国初期他在江苏省教育会的专题演讲中,明确呼吁教育家自觉地承担起培养国民新道德的重任。“夫欲培养国民之道德,为巩固民国之基础。非当今吾教育界之惟一大问题乎?共和国民不当以刑威,不可以法制,而宜以德道之。学生者未来之国民也,不先有以培养之,则今日为不道德之学生,安能他日为道德之国民乎?是故当今吾国之教育家,如不欲培养国民之道德为民国之基础也,则亦已耳。否则,此惟一之大问题不能竭尽心力以解决之,将谁负其责,而谁任其咎也?”[4]共和国民教育新理念,成为郭秉文一切教育思想的出发点,这种观念集中反映出民初中国社会转型对教育思想领域新的时代吁求,成为现代中国新国民教育的先声。郭秉文共和国民教育思想,在他办学的主要阵地———东南大学得到极大的发扬。

过去学术界有一误解,将东南大学的“学衡派”纳入保守主义的派别。其实,学衡派对于现代文明所倡导的民主与自由等现代性的政治观念并不排斥,相反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如作为郭秉文办事东南大学的主要助手、时任东南大学副校长的刘伯明,就先后在《学衡》上发表《共和国民之精神》和《杜威论中国思想》等论文,对于科学与民主等理念抱有和《新青年》一样的热情。刘伯明认为:“新文化之运动,确有不可磨灭之价值”,对于五四运动的原因和意义也有真切的认知,他说“五四运动”是“激于世界之民治新潮,精神为之舒展,自古相传之习惯,缘之根本动摇”,其意义在于“新潮漫溢,解放自由之声,日益喧聒”,结果使得社会发生“激烈之振荡,而后能焕然一新”。进而,他提出与五四运动相一致的“共和精神”,提出“共和精神非他,即自动的对于政治及社会生活负责任之谓也”,并主张共和国民应当同时具备自由和负责任的精神,即“余观之自由必与责任合,然后有真正之民治。仅有自由,谓之放肆任意任情而行,无中心以相维相系,则分崩离析,而群体迸裂。仅负责任而无自由,谓之屈服,此军国民之训练而非民治也。”[5]显然,这些思想与郭秉文是一致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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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育学报 》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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