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蔓:“布衣知识分子”的教育人生

————刁培萼先生学术思想和精神遗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1 次 更新时间:2016-06-08 16:27:48

进入专题: 刁培萼   学术思想   《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   《寻找发展链——教育的辩证拷问》   《教育文化学通论》  

朱小蔓  

   编者按:刁培萼先生著有《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教育文化学》和《农村教育学》三部教育学术奠基之作,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教育文化学以及农村教育学三个教育学分支领域有开创之功,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科乃至全国教育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作者朱小蔓教授与刁培萼先生不但是工作与学习方面的良师益友,而且他们的师生情谊也山高水长,历久弥新。朱小蔓教授以如椽之笔,饱蘸深情地追忆了刁先生的教育情怀与朴实无华的教育人生,高度评价了刁先生的学术品格和学术贡献。字里行间体现出了对教育现实的关切与忧患意识,同时也体现了作为教育学名家的朱小蔓教授对于教育学学科的情感和领悟,既有真情实感,也有理性厚度;既触及教育与人生最深层的问题,也高屋建瓴地揭示了教育学人、教育观念、教育学方法以及教育学可能达到的学术境界。诚如朱小蔓教授所言:正是思想把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照亮,使其灵魂摆脱了卑俗、平庸,超越了孤独、恐惧与绝望,让他们平静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生命才得以发出最后的华章。朱小蔓教授的教育“三问”,振聋发聩,发人深思。

  

  

   刁培萼先生是南京师范大学一位卓有成就、富有个性的教育学专家,是我们的前辈教育学者。他是我在南师大读书以及工作期间在教育哲学研习方面受益良多、情感上特别亲近的老师。转眼间,他离世已两年了,总想写点什么纪念他的心愿与日俱增。眼下学术圈中的许多现实,人们的疑惑与批评、坚守与挣扎、憧憬与怀想时常撞击我的心,推动我为这位素朴无华、个性执着的老师,写一点回忆和感念,它不仅是表达两年来淤积于心的哀思,更是灵魂的作业。

一、 他有重要学术成就,但70、80 后的年轻学人已知之不多

   刁培萼教授与他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因为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耽误了大量宝贵的、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短短几年,他的学术热情和创造力如火山般爆发,一连创下了中国教育学术界三个第一,即:国内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与丁沅教授合作;丁沅老师同样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教育哲学教授),在学生协助下完成国内第一本《教育文化学》以及国内第一本《农村教育学》。仅就这三个“第一”,他在中国教育学术界的贡献便不可小视。而且,这三个分支领域的开创之功,无论对学者个人,还是对南师大教育学科,对于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全国教育学术界,均具有学科奠基作用,堪称学术上重要、突出的贡献。

   先生在年轻时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抱有浓厚兴趣,因为情如痴迷,圈内人戏称他是“刁克思”,也因为他的善思求问之风,年轻学人喻他为“随园的苏格拉底”。“文革”后,大学恢复招生,急需建立教育哲学新课程。刁先生与丁沅先生领衔编写出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该著理论体系是在1980 年参加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教育哲学讲习班上提出的,1985 年被列入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计划,并于1987 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a该书以辩证法为主线,探讨自然、社会、思维的发展与教育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性,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教育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为教育实践提供理论工具。b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著作,它为马克思主义在教育哲学学科的地位,为教育哲学在教育学科群的地位奠定了有力基础。在陆有诠教授撰写的《中国教育哲学百年史》中,被评价为具有创新色彩的教育哲学范式。全书的核心思想和主线是关于自然、教育与主体的辩证关系,作者在书中这样论述,“在自然运动中,主体通过教育获得发展,‘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这就是说,教育生产着主体能力的各种自然力量,使劳动能力改变形态。”c先生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观点、马克思对人的全面解放的观点尤其看重,均着力强调,且保持了立场上的一以贯之。他指出,教育具有对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发展的双重功能,二者不可偏废。教育在促进人的社会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过程,书中写道:“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人又作为一个实体与价值的统一体,这样,教育就有了二位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任务。从人作为一个社会实体来说,要求体、智、德的全面发展。从人作为一个价值存在来说,要求真、善、美的和谐人格。这样就造就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的过程,也就是提高人的价值的过程。”d先生治教育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将古希腊经黑格尔到马克思以及杜威的思维辩证法贯穿于整个教育哲学的主线,他不仅强调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且更强调教育的对象是“思维着的个人”,他喜欢与年轻人讨论皮亚杰的认识发生论,引皮亚杰所说,“思维最后把自己从身体活动中解放了出来。”认为“思维力是走进人类自由王国的又一文化力。它蕴含着人的灵感、直觉与悟性,深藏着无限的创造力”,“教育归根到底是为了人及其思维的发展”a,以我与他的多次交流看,他对“思维着的个人”如此看重,将其作为教育培养的重要目标,决不是偶然的。一是他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社会、思维与教育实践的辩证发展关系看作理论建构磐石般的基础,其中,“受教育者所遵循的个体认识规律是人类认识的表现形式。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可能揭示个体认识规律,从而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掌握和运用各门科学的概念系统,这对于提高一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至关重要的。”b二是由于他有着丰富的工作经历,与夫人吴也显教授长期扎在中小学课堂,坎坷复杂的生活经历以及多姿多彩的教与学的活动画面使他终生关注那些真实具体的“思维着的个人”,而绝不会把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教育哲学)做成空悬、抽象,不愿、也不敢面对现实拷问的死学问。

   刁老师出生农村,一生情系农人。1970 年代末中国成功的农村改革以及1980 年代中期开始的农村综合改革及乡村变迁一直是他思考教育改革最原始的问题和活的原料。在当时南师大鲁洁教授主政的教科所尊重个性、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中,他动议、撰写的《农村教育学》于1989 年出版。紧接着,1991 年出版《农村少年儿童问题行为与对策》,1993 年出版《农村儿童发展与教育》,在鲁洁教授的支持和直接操持下,从江苏如东县引进熟悉农村教育、有基层科研经验的陈敬朴老师,之后又连续进人加强南师大农村教育研究团队,协助刁老师,于1998 年出版《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基础工程》。一时间,南师大教育学科在农村教育研究方面声名鹊起,走在了全国前列。据此,教育部经慎重考察,决定将建在河北保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在南京师范大学再建一个南京基地,以强化“中心”的作用。该基地将刁老师团队一系列学术著作转化为教材,翻译为英文,首开培养中外农村教育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多批次培训非洲多国政府官员,并在苏南苏北农村建立起供国内外农村教育管理人才培养培训的考察现场。就这样,除了河北农业大学,当时的南京师范大学名副其实地成为又一个面向世界开放中国农村教育经验、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间交流展示以教育促进农村社会综合发展的活跃窗口。我和黄涛教授曾有幸先后以南师大副校长身份兼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中心(南京基地)主任,与陈敬朴、张乐天、王强等教授先后合作,亲历这个中心当年的创业激情与工作盛举,饮水思源,不能不感念、感恩于刁先生当年的思想敏锐与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他领衔首创的农村教育研究之于今天,仍然是中国社会深刻转型中需要着力研究推进的一个学术领域;如今,一批年轻一代学者已经成长起来,然切不可忘记开拓躬耕在先的刁培萼先生,他老人家于此功莫大焉!

   可惜他退休早,又没有机会更多地带研究生,其学术思想的传播受到限制,致使现在70、80 后的年轻一代学人对他的贡献已知之不多。为了避免自己和后辈学子可能的“失忆”,我会不时地在课上课下给他们讲些前辈教育学家治学与为人轶事,除了我的博士导师鲁洁先生外,已逝的如:东南大学萧焜焘先生、王育殊教先生,上海师范大学李伯黍先生,北京师范大学黄济先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胡克英先生、史慧中先生,华东师范大学瞿保奎先生、上海老教育家吕型伟先生,东北师范大学王逢贤先生等,其中刁培萼、吴也显夫妇齐眉举案、伉俪情深等令年轻人羡慕神往;他们都是我学术成长道路上的重要启蒙者或提携者,对我的学术兴趣、信念及人格影响至深。就教育哲学来说,我并不能确定究竟哪些知识是从萧老师、刁老师那里来的,而且就知识本身,无论前辈师者还是我自己,或迟或早其中许多知识会被学生超越,但保持对思想家的崇敬、讲求哲学人物、观点与其方法之脉络关系,重视感性的丰富性、知性的准确性以及经过了历史辩证的理性综合性,则是老师给我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种种叙事,不仅赢得年轻人对学术前辈的知晓和崇敬,而且引发他们去寻找那些已经淡出当时代学人视线的早期文论及其历史背景,荡漾在学术的历史感中,这让我和学生们彼此都感到有益和快慰,而且我相信,所谓的学术谱系与代际传承很可能就深藏其中。

二、 他不太在乎“名分”,只想做事、更看重的是学术本身

   我是40 岁出头从哲学—伦理学专业转行投到鲁洁教授门下攻读教育学,从备考起才正式接触教育哲学。但因硕士阶段跟随业师萧焜焘先生研习西方哲学史,萧先生对西哲史人物,尤其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长时段的、至为特别的讲授,使我对人的教化过程、尤其是个体精神发育产生特殊的感觉和兴趣。进入南师大、拜识刁老师,老先生欣赏杜威的经验—生长哲学,重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以及津津乐道马克思对自然、社会、思维与教育实践之辩证发展观,都使我自然地对他有亲近、亲切之感,与自己原有的知识结构也容易联结和相容,大有重返学术家园之感。

   几十年来,我一直认为刁老师是被安排给我们正式开课的教育哲学教师,直到最近,与吴老师电话聊天,一桩旧事让我惊诧。原来,当时的教育系曾不得不按规矩要求他按时退休,同时鉴于他的学术成就又动员他填报晋升正教授的申请。刁老师参加工作早、入党早,多年来服从组织决定从事了一个个行政工作岗位,一干就是许多年。好不容易粉碎“四人帮”,有了安心做专业的时间,这在他看来是多么难得和宝贵!所以他竟请求延迟退休,并执拗地表示宁可不当正教授。最终他还是“被迫”当了正教授而办理了退休。我那时作为博士学生,并不知道老师群体发生的事情,搞不清,也根本看不出他居然是一位退休教授。

   回想他经常在教科所会议室给我们讲教育哲学,讲杜威的生长哲学,讲解放儿童,那声如洪钟、神采飞扬、演说家般的轩昂气度倾倒了满屋子听众。那时学生少,不记得有什么正规上课,多为学术讨论或漫谈聊天,未能尽兴时我会再到府上继续聊;对于这种聊天式的上课,我特别喜欢和习惯,由于师生近距离亲密接触,感到比正规上课要思维自由、心灵接近、境界开阔得多,它像一块硕大的吸水海绵,可以让人长久反复地从中提取、吸收浓缩的精神汁液。南师大的三年博士学习,我们常参加教科所老师们的活动。这个所很特别,是1980 年代经国务院正式批准的第一批专业研究所,除了教育系之外,所里聚集教育学科不同子学科及学科方向的教师,不仅有教育学原理、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课程与教学论,还包括学前专业,在心理学科方面,有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还有心理学界泰斗高觉敷先生的亲炙弟子等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们。参与教师们开会研究工作、讨论学术,对学生辈而言是难得的、丰厚的学术濡染,对年轻教师而言,获得宽阔、交叉的知识视野恰是他们日后顺利成长的重要条件。

1993 年我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访学回来,入职这个教师团队,所里也陆续增加一些年轻的博士,当时的我46 岁不到,正值老少两个群体之间,一年之后,鲁老师把所长担子交给了我。以此前三年随所读书和入所不长的一段职业经历,我体悟出这个所有着鲜明的风尚气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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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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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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