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晨:权力再生产的教育机制

—————布尔迪厄教育社会学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0 次 更新时间:2016-06-07 10:50:06

进入专题: 布尔迪厄;高等教育;权力再生产;社会流动  

王晨  

   一、布尔迪厄教育社会学理论的产生背景

   1 .历史背景:

   社会流动准则的演变一般来说, 社会形态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前工业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这三种社会形态中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有着不同的准则。在第一种社会形态中, 血缘和人身关系决定着社会分层和流动。代际流动严格地受到家庭或原有身份地位的限制。这种规则使得社会形成了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贵族, 大量社会下层的民众只能延续以往低下的地位。这种形态在使古代社会获得一种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同时, 通过抑止建立在能力之上的大跨度社会流动而延缓了社会发展,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专业技能知识的家族化传递, 典型的例子就是埃及木乃伊师职业的传承。

   在第二个阶段, 财产关系决定着社会分层和流动, 社会流动开始突破前现代社会血缘和人身依附关系的限制, 变得相对活跃。工商业贵族或者说资产阶级的贵族逐渐取代了封建贵族。在这一时期,打破社会固有结构的意愿引发了对自由、民主、平等等观念的追求和革命的行动。此时, 建立在财产关系调整之上的继承或者婚姻等成为社会流动的有效形式或者是促进社会流动的主要动力。这种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和流动原则实质上为能力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带来社会发展。

   在第三个阶段, 能力以及作为能力表征的知识和技能———这种理论性的系统知识与技能是与近代科学发展、学科分化、专业主义的出现结合在一起的———成为影响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在能力主义的原则支配下, 社会流动处于最为活跃的时期, 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并至少产生两种社会效果。一种是社会日益凭借知识和能力来衡量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关系, 这使得获得专业知识和技能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手段, 教育资格成为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必要条件, 系统的社会化制度性教育成为社会流动的首要方式, 教育日益成为个体社会流动和晋升的“机会之乡” , 20 世纪60 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兴盛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即是此种社会效果的显著外现。第二种社会效果是, 建立在能力基础上的社会流动使得平等、民主等观念日益成长为教育系统的主旋律之一。也就是说, 人们日益相信教育是实现社会平等和向上流动的伟大途径, 开始坚信教育改变命运。对社会流动的寻求成为教育的首要目标。社会流动的欲望也就在教育这一渠道内得到了有控制地宣泄。

   2 .学术背景:

   对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的乐观和困惑在二战后的社会学研究中, 社会流动日益成为研究重点之一。在早期研究中, 受民主社会平等观念以及对教育功能肯定性认识等方面的影响, 研究者们虽然也意识到教育是文化选择的手段和维持社会制度稳定的装置, 但往往弥漫着一种乐观情绪。研究中的前提和结论都倾向于认同学校或教育是社会向上流动的关键, 在教育平等的前提下, 教育应该成为获致社会平等的首要途径。因此在研究先赋因素与获致因素(首要的是教育)对个体社会地位的影响时往往较为注重后者的作用。认为工业化增加了获致性因素在社会流动与分层中的重要性, 而削弱了先赋性因素的重要性。[ 1]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也日益发现, 教育在对更广泛社会群体(最主要是中产阶级)开放的同时, 各阶层接受教育的机会实际上并不平等, 尤其是已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阶层。如果考虑教育过程及其对未来生活和职业前景的影响, 则这种不平等更为严重。对此进行的分析发现, 先赋因素即家庭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背景是这种不平等产生的主要因素。1966 年, 科尔曼报告的有关结论———在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因素中, 家庭和学生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要比学校设施、教师等因素更为重要———在出人意料的同时, 也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方向的思考之门。“ 教育逐渐成为代际之间地位传递的中介” ,“家庭的阶级等级制对教育机会和文凭的直接影响一直在增长” ;因此, “代际间的流动过程, 既是教育日益对其发挥支配作用的过程, 也是先赋因素像教育一样竭力表现自己的过程” 。[ 2]

   可见, 作为先赋因素的个人家庭经济社会背景,与作为获致性因素的知识技能交织在一起控制着个人的社会流动, 并演变成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而在统治阶级控制下的学校教育就成为这种隐性文化资本的培育者和产出者。这样, 学校使社会驯化,把社会的不平等转变为能力的不平等。在精英主义和文凭主义的装扮下, 个人之间新的和更大的社会地位差别变得合理化了, 这成为一个民主社会中将个体等级化的唯一合法方式。而贵族阶级在民主社会中也因此戴上了“能人”的面具而继续着他们的狂欢。

   这种状况要求研究者从20 世纪早中期大众乐观地看待教育的社会流动价值和平等作用的潮流中解放出来, 对先赋因素与获致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所引发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平等问题作出理论解释。布尔迪厄的研究正适应了这种形势, 因为他正是站在上述前提和疑问之上展开批判性研究的。

   3 .布尔迪厄的出场

   社会流动的不平等状态及其成因一直是布尔迪厄(Pierre Bo urdieu , 1930 -2002)社会学研究的主题之一。在某种意义上, 场域、习性、惯习乃至文化资本等概念正是在这个问题的激发下流淌出来的。在对不平等状态成因的考察中, 布尔迪厄将研究的主要介入点放在了教育选择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上, 因此权力场域中的学校教育、乃至由其中蕴涵的知识和文化所形成的资本就成为首要的研究变量。这是一种建立在阶级之上并剥离了经济领域影响之后的限定性研究。也就是说, 布尔迪厄在超越了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是由邪恶的“经济资本”所造成的这一认识的同时, 将现代社会的不平等归结为“文化资本”在分配、占有、继承和流转中的不平等。布尔迪厄之前的研究大多是乐观地建立在对教育民主化的重视和对平等作用的诉求之上, 布尔迪厄的深度研究使研究倾向转向了深刻认识和批判教育对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功能。布尔迪厄的研究成为了这种转向的标志和资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尔迪厄及其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暴力等理论体系获得了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尤其是左派的理解和支持。

   二、权力再生产的教育机制:场域中的资本、权力与符号

   1 .高等教育的权力再生产功能

   布尔迪厄的系列研究意图在于揭示统治权力的社会分配模式, 并通过历史例证的分析, 确立法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以及与社会权力各形式和统治阶层之间的关系, 也即学校为中介的权力再生产方式。正是从这个意图出发, 高等教育尤其是精英学校作为一种精英制造的系统工程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布尔迪厄通过这一由众多不同性质的场域构成的高等教育系统的研究, 来了解发达国家中社会统治的内在逻辑及其构造形式。正是借助这种构造, 社会统治巧妙地伪饰了自己并使自身得以世代传承。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是一种从教育出发指向政治的社会学。教育的本质在此被界定为一种着力于分配特定符号资本的权力再生产, 它促成了权力的运作、转换与中性合法化。①在研究中, 布尔迪厄对法国中学优等生会考中的优胜者这一精英群体的社会出身、学业状况, 以及日后几十年中在社会特征、职业生涯等方面的变化进行了调查, 取得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在此基础上对分散于各个不同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群体的家庭背景、社会特性、文化乃至心理定式、思维模式、意愿取向、行为方式等进行分析, 形成多个解析侧面。

   与此同时, 布尔迪厄将各类法国著名的大学校与一般的外省的普通高等教育机构分置两端形成了一个横坐标, 并根据各个教育机构的自主性程度构成纵坐标, 在这样一个框架中, 高等教育机构被放置在了相应位置。在学生群体及各相关因素与高等教育机构所处地位这两者之间进行的比较发现, 它们具有重合性, 也就是说, 学生社会身份所标志的场域与不同学校本身所处的场域是有着严密的相关性② , 同时权力型学校场域的结构与权力场域本身的结构存在着对应关系。这种状态揭示了国家贵族与精英学校之间, 精英学校与社会体制之间, 社会体制与国家顶级企业及资产阶级之间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这种种相关性具有延续的特征, 也就是能再生产出这样的关系及关系中体现的地位差别与距离, 从而使其客观化、历史化。

   2 .场域:物化资本与文化资本的纠结

   在此, 场域概念是一个核心。简单地说, 场域指的是不同的权力或资本所决定的处于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的客观关系。布尔迪厄认为:“一个场也许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由这些位置所产生的决定性力量已经强加到占据这些位置的占有者、行动者或体制之上, 这些位置是由占据者在权力(或资本)的分布结构中目前的或潜在的境遇所界定的;对这些权力或资本的占有, 也意味着对这个场的特殊利润的控制。另外, 这些位置的界定还取决于这些位置与其他位置(统治性、服从性、同源性的位置等等)之间的客观关系。”[ 3]

   布尔迪厄强调场域独立于个人意识和意志之外真实存在的客观关系, 而不仅仅是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或个体之间的主体间联系。这种强调往往会导致人们认为场域是一个实体性的概念。布尔迪厄否认了这一点, 这种否认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场域的文化意味。布尔迪厄富有创意的理论世界所具有的充分复杂性和广泛性拒绝任何简单化的概括, 也抵制简单地把概念或主题进行先后秩序的排列。但是尽管如此, 我们依然可以认为:场域实质上包含了习性、惯习、行动者、位置、距离、权力、资本、文化、符号等一系列的概念。

   这些概念在客观关系的建构、模式化以及冲突、妥协的演变过程中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场域, 它既包括物化形式, 也包括非物化形式, 而且这两种形式是包容在一起的, 不可分割的。因此场域不能被狭隘地视为一个实体性概念。物化权力和象征权力通过行动者及各自拥有的资本种类、性质、数量和形式等进行斗争和妥协, 从而形成了两者之间的变动不居、各自独立, 冲突却又互相依赖、纵容的关系。历史的进程表明物质权力的获得者如何将这种权力变成一种文化的和体制的权力并构建其通道, 从而获得权威、进行传承, 将权力及其分配占有神圣化, 也即社会分层的神圣化, 通过这种神圣化, 社会分层被固定下来, 在此基础上通过合法化经济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而再生产着社会结构。

   3 .学校场域中权力再生产的合法化和神圣化

   现代社会中学校、教育、学位制度、文凭等成为构建文化资本的重要资源。这类方式在被神圣化的同时———这种神圣化往往是通过仪式来达成与表现的———使得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掩饰了自己的本质。“即它是如何把植根于经济与政治等物质权力的那种历史武断的社会秩序转变成文化精英阶层们温文尔雅之外部表现的。社会等级制度作为衡量社会成员优秀与否的尺度, 使一部分人获得了社会尊严, 使另一部分人沦落下层, 而社会炼金术的运作则使得无论尊严者还是沦落者都对自己处境的形成原因懵懂无知。… …这些仪式和制度将那些注定了要占据社会显赫地位的人, 从其能够统治的对象群中辨别并超拔出来了。并激发了下层群体对他们的尊敬与奉献, ……从而, 文凭的权威性证明了新的阶级统治的合法性生产得到了集体的信任, 而毕业学位的授予, 则意味着这个较长周期的生产过程到了最高顶点。”[ 4]

因此学校也就成为核心竞技场, 这个核心竞技场居于一个由物质权力和文化权力斗争演变而来的更为复杂的、由多种场域交叉联系构成的网状系统中。在此网状系统中, 诸种形式的社会权力有效地流通并集中。因此, 各种权力形式相互共存与竞争也就构成了学校教育的另一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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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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