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定宇:陈寅恪滞留香港前后的生活与风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39 次 更新时间:2016-06-06 20: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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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定宇  

  

  

  

   1938年陈寅恪随西南联大西迁昆明不久,发生一件几乎改变他生活的大事。这件事在中国学术界、教育界,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早在1935年,英国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苏维廉(WilliamSoothill)去世。牛津大学便在物色汉学教授。经吴宓、胡适和法国著名汉学家、世界东方学研究权威伯希和、以及遴选委员、伦敦大学中国艺术和考古学教授颜兹(PercevalYetts)等人的竭力推荐,以及牛津大学遴选委员会的严格审查,1939年春天,牛津大学向陈寅恪正式发出聘书,聘请他为该校汉学教授,并授予他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聘期从10月1日开始。牛津大学在信中特意写明,他是该校建校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的第一位中国人专职教授。[1]

   陈寅恪对于赴牛津任教一事,开始是比较犹豫的,曾在与牛津大学的通信中,两次谢绝聘请。这中间不无经济方面的考虑。牛津大学给陈氏的待遇并不高,年薪仅850英镑。按照英国的税务制度,单身在英国,还得从中交20%、即170英镑的所得税。若有三个子女在英国,则几乎全部免缴。他打算全家赴英,但又需旅费约几百英镑;他平时喜欢穿长衫,到英国就得改着西装,也需三四百英镑置装。这几笔钱又如何筹措?他对此发愁。[2]

   对于陈寅恪应聘牛津一事,国内学术界的朋友无不感到欢欣鼓舞。胡适殷切期望:“若寅恪能带一些应用书来,安心住五年,可在欧洲立一‘中国学重镇’”[3]今圣叹(笔名)在《国宝云亡》中,记述了陈衡哲对此事的谈话:“先生在战时应牛津之特聘,主讲东方汉学,全欧汉学家云集于奥格司佛城,女史学家陈衡哲评之曰:‘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此评不为时人知,余战后在上海中研院办事处后住宅中,亲闻于衡哲女士者。”[4]可见,他应聘牛津大学不仅是他个人的事,涉及到欧美汉学界对汉学的深刻认识,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文化在欧美的影响等问题,是有益于世界学术发展的大事。

   由于夫人唐筼患有心脏病,不适宜在海拔较高的云贵高原的生活,便带着三个女儿留在香港,陈寅恪只身在昆明西南联大上课。这年6月22日,陈寅恪离开昆明,打算取道香港,前往牛津大学任教。傅斯年等西南联大的朋友、同事都前往昆明车站送行。

   月底,他风尘仆仆抵达香港。陈氏在家照顾妻女,同时,抓紧时间把《新唐书》校读了一遍。他对赴英也作了两种打算:一是待唐筼恢复了健康,全家一起去英国;二是若唐筼的身体无大的起色,便在8月31日只身前往牛津大学,赶在上课前作好准备,投入工作。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欧洲此时响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希特勒的军队继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又入侵波兰。英、法两国对德国宣战。英伦三岛处于战争状态,陈氏赴牛津任教的计划,遂成泡影。征得牛津大学同意,延缓至下一学年上期再到英伦履职,陈氏只得无可奈何地于9月只身重返昆明上课。

   陈氏返回西南联大之后,仍为中文、历史两系合聘的教授。本学年他所上的课程繁多:先后给中文系的学生讲授“佛教翻译文学”、“白居易研究”;给历史系学生讲授“晋南北朝史”、“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研究”、“隋唐史研究”等课程。由于他因看书和思考问题过度,回昆明后又讲述多门开程,一直没有很好地休息,加上营养又很差,1940年春节刚过,便累病了。吴宓在探望完病情后,心情沉重地在日记中记述到“又访寅恪。患心病(怔忡),甚似非轻。不觉黯然。”[5]

   1940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授予他的新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与他在哈佛求学时的密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用彤等,为学术研究社科类最高奖:一等奖。在整个抗战期间,只有14位教授获此奖项。四月上旬,他又与傅斯年、吴稚晖、蒋廷黻、雷海宗、顾颉刚、徐炳昶等19位教授,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不过,他并不看重这些身外的荣誉。他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议员,更关注于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逝世后,继任院长的选举。陈氏以前从不过问政事和卷入人事纠纷之中,这一次如此热心却是例外。他认为中央研究院是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其院长一职,理应由学术成就卓著,并在中外学术界享有很高威望的学人担任。在他心目中,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是最恰当的院长人选。1940年3月24日,他飞往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

   为了给中国学术界推选一个合适的领军人物,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学术的独立,他毫不掩饰地对傅斯年说,他此次重庆之行的目的,只是为了投胡适一票。所以,当蒋介石写条子指定其秘书顾孟余为继任院长时,包括陈寅恪在内的许多学人,群情激昂,哗然不满,愤而抵制。为了“表示学界之正气、理想、不屈等义”[6],他们坚决不投顾孟余的票,结果选出来的候选人是胡适、翁文灏和朱家骅三人。会议期间,翁文灏及总干事任叔永联名请到会的评议员吃饭,席间谈及蒋介石写条子一事,“寅恪发言,大发挥其academicfreedom[学术自由]说,及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如学院之外国会员等,其意在公,至为了然(彼私下并谓,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意指翁、朱、王也)。”[7]虽然蒋介石后来圈派朱家骅为代理院长,但陈寅恪为坚持学术独立、学术自由、仗义执言而显示出的学术风骨,已为学人们所称道。

   会后回到昆明,陈氏向吴宓谈论过中央研究院评议员会议的情况,吴宓知道陈氏对蒋介石干预院长选举之事愤然不平,在陈氏新作《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诗末作了附注:“……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诗中的第六句云:“看花愁近最高楼”,[8]表达出陈氏对这次重庆之行失望,而且也对蒋介石的人品和能力深感失望,以至于“一梦迷离更白头”。

  

  

  

   君子一诺千金,陈寅恪记挂着践约赴牛津大学下学期上课、传播中国文化的事情,便在1940年5月致函牛津大学:“我谨通知你,我计划在9月初自香港乘船前往英国,可望于9月抵达牛津,恳请代为安排下榻学院事宜。”[9]6月中旬,他结束了本学期在西南联大的全部课程了,于7月1日夜到达香港家中。他在家中,一面照顾病妻弱女,一面做一些赴英履聘的准备工作。

   1940年10月,牛津大学开会研究后,同意陈氏在1941年第一学期(即1942年9月)到校履职上课。由于驻英大使郭泰祺未将路费和到英国的入境证寄来,即使陈氏想立即赴英伦上课,亦难办到。偏偏屋漏又遭连夜雨,云南与安南之间的交通受国际战事影响而断绝。他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乘从香港经安南至云南的水陆交通,返回西南联大上课。香港至昆明虽有飞机来往,但机票之昂贵,令人咋舌,非陈氏这样的学人所能问津。他在7月2日致傅斯年的信中,述说了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处境:“现滇越道断(不久将来行客亦须受日人检查),家眷无法迁入内地,上海亦在经济上、政治上皆不能住;又内子之病根未愈不能移家,惟有留港,不论如何不能他往也。”[10]

   为了解决陈寅恪一家的生计问题,同时也是为了促进内地名校与香港大学之间的交流,杭立武先生以中英庚款委员会和中英文化协会的名义,与香港大学商定,聘请陈氏为港大哲学客座教授,聘期一年,由中英庚款委员会支付其薪水。陈氏以在昆明所撰写的“唐代政治史略讲”(出书时名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讲义,在香港大学上学期讲唐史,下学期讲唐代文学。同时在香港继续等待明年去英国的机会。

   陈氏在香港的生活非常艰苦。那时,他全家住在九龙太子道号三楼后座,离港大尚有两个小时左右的路程。他在港大授课,开始每周只上两小时。他的女儿们回忆说,“父亲赴港大授课,需由九龙我们家乘公共汽车到尖沙咀轮渡码头,渡海至香港后,再换乘电车到香港大学,路途单程约需两个小时。如此奔波,非常劳累,但父亲依旧认真备课,以致心悸、失眠加重。”[11]香港物价飞涨,使他的家庭经济开支捉襟见肘;图书资料匮乏;在学术上,除许地山、马鑑、陈君葆等人外,校内罕有人能与他对话、沟通。正在香港的国民大学任教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期毕业生颜虚心,常来侍教,只有在此时,他才会舒心一点。但总的说来,他到香港后,很不习惯这种寂寞生活。1940年8月28日夜,他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道出经济上和内心的苦闷:“……然弟返港后月用三百元,因有小孩学费及医药费在内,每饭几无肉,只食鸡蛋而已。一室有床三张,较之在靛花巷时饮食起居尚不能及,……其中别有一种精神上不愉快之感觉,即无人可谈无书可读,实行赚钱糊口之工作,将来联大移川,而道路可通时(飞机太贵除外不计),当再考虑行止也。”[12]

   贫困和病痛,时时折磨着陈寅恪。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家私立的幼稚园,他的小女儿“常用两只小手抓着铁丝护网,眼巴巴地张望,看里面同龄小朋友滑滑梯、玩跷跷板、做游戏,羡慕之极,母亲告诉美延:‘我们家没钱交费,上不了幼稚园’。”[13]作为培养和扶持过许多学术大师的教育界“国宝”,自己的孩子竟然因交不起学费而被关在幼稚园门外。

   作为慈祥的父亲,他如何不心如针刺?他和唐筼女士又轮番生病,健康大受影响。这使他恨不得一家人马上回到内地去。但又因囊中羞涩,一时筹集不了那么多川资和回内地的安家费用,要想离开香港谈何容易。陈寅恪进退两难,心急如焚,“頗如待决之死囚”[14]。

   1941年春节,他一家是在希望与绝望中度过的。元宵节刚过,他陆续向傅斯年写了好几封信,倾述自己的困难和苦闷:“弟今年不能去英,大部分已可决定。在港则居、食、药三者,每月寅支卯粮,何能了局?”[15]为了摆脱眼前进退维谷的困境,他对今后的去向已作好了三种准备:一是筹集到足够的川资之后,离开香港,只身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大队伍,迁往新址四川宜宾县李庄,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为此,他给邓广铭(恭三)去信询问他:“弟到李庄之可能甚多,便中乞告以地方情形,即何物最须带,何物不必带之类,以便有所预备。”[16]二是自己单身入川,而将家眷送至广西唐筼老家居住。三是若筹不到足够的川资,“则只有冒险赴英之一法,而欧局形势如此,恐不可能。”[17]但这一切准备都离不开钱,他为了筹集川资,一丛头发都愁白了。万般无奈,只好请傅斯年“于今年暑假将届时,即五月间,能设法为弟借贷国币五千元或英金百镑(与朱、杭诸公商之如何),以为移家至内地之费,则弟或可不致愁忧而死,否则恐与兄无相见之机矣。”[18]

   陈寅恪禀性清高、内向,自尊心极强,不是最信赖的朋友,他不会诉说自己的苦处;也不会轻易向人求援,或者接受别人的帮助。傅斯年是他昔日在德国留学时同一师门的同学。傅氏在德国发生经济危机时,他也曾多次伸手相助。现在他们不但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事,而且还是亲戚——傅氏的夫人俞大綵就是他的表妹。傅氏对陈氏的人品、学识极其敬佩,以他们的情谊,在当时已远远超出一般的亲戚、朋友和同事的关系。傅氏接信后,果然马不停蹄地四处筹款。傅斯年虽然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但在战乱年代,要筹借五千元巨款,也是很困难的。等他好不容易从北大文科研究所借到三千元时,受战事影响,通往香港的邮路断绝,远水已解不了近渴,陈寅恪依旧在贫困生活中受煎熬。

陈寅恪受聘为香港大学客座哲学教授,港大得此良师,自然喜出望外。1940年11月22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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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守望:陈寅恪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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