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志文: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背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3 次 更新时间:2016-06-06 20: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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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志文  

  

   一、改革开放的酝酿与准备阶段

  

   1975年4月,中央解除对我的政治监护,从北京下放到西安,但我的党组织生活尚未恢复。1977年上半年,我给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要求到中央党校学习。党的十一大召开后,也就是在1977年下半年,我开始恢复工作,中央调我去吉林省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我后来听说,是李先念批的。

   1978年秋,李先念到东北视察,他到了沈阳。当时,王恩茂是我们吉林省的负责人,他派我赶紧到沈阳迎接李先念等人到吉林。我到沈阳的当天晚上,就给李先念的秘书打电话。他的秘书请示先念后告诉我,第二天上午李先念没有时间,因为当地的干部要与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会面,李先念要我第二天一早在他吃早饭以前去。第二天早上见面后,我就向李先念提了一个要求:“现在要对外开放,国外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能不能让我出国考察?”他当即表示:“你可以去,我给你安排!”李先念回北京后,很快就找到周子健,让他组织一个政府代表团。

   这一年的11月,国家组织机械工业代表团对欧洲机械工业,特别是汽车工业进行了全面考察。周子健(时任一机部部长)是代表团团长,我是副团长,江泽民是秘书长(时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团员是一机部的司局长和属下的厂长、经理。我们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法国、德国,转了一大圈。当时,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在改革,如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原本是国有企业,是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资的,以后联邦政府的股权逐步退出,吸收私人入股;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也在改革,如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和工农联合体等;甚至罗马尼亚的消费品也是依靠发展县属企业来解决的。这对我以后搞企业改革有很多的启示。

   我说这个事,是因为1977年下半年我刚出来工作,1978年就出国考察,所以印象很深。打倒“四人帮”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在深刻反思历史的教训,这是一个总的背景。当时,外国究竟是怎么样?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大家都有一种困惑,为什么我们的经济搞得这么差?我们的体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知道一点儿信息,日本、德国被战争打垮了,但他们为什么能在经济上崛起呢?走出去看过以后,使我们大开眼界!可以说,这一次出国考察,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真是印象深刻啊!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这只是一个例子。那时候,出国考察形成了一股风潮。中央各部门、各省市的负责人,包括一些大企业的领导都出国考察。这里,我想说,毛泽东晚年办了很多错事,但办了一件好事——中美建交,中国加入联合国,邓小平去了美国,这对邓小平的影响很大。所以,邓小平以后在经济上就是要学先进国家的经验,他找国外很多人谈,听取他们的意见。

   1979年,在陈云主持的国务院财经委领导下,由张劲夫的体制小组提交了《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这个《初步意见》主要强调了两点:把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按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在我看来,这两点还是沿袭了过去的一些提法。

   最早提出“公司制”的是少奇同志。建国以来,由于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形成了一套高度集中、以行政命令为主要手段的计划管理体制。为了克服体制上的弊端,1964年初,刘少奇找薄一波、叶林和我谈话,设想用联合公司或托拉斯这种组织来改组我们的工业企业。他当时的看法是,中央各部和省、市的厅局都在干预经济,这是超经济的办法。组织企业性质的公司,可能比行政机构管得好一些。他考虑把各部的管理局改成公司,不是行政机关,而是经济组织,这样就可以更接近生产,更接近企业。8月,刘少奇代表中央批转了国家经委《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不久,全国烟草、盐业、汽车、橡胶、医药等12个行业组织了托拉斯,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刘少奇的尝试也就结束了。

   刘少奇关于建立联合公司或托拉斯的构想,给当时主管工业的薄一波留下深刻印象,他非常赞同。1979年,根据邓小平的设想,把军工和地方工业两套系统的机械工业统一起来,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管理上搞专业化的联合公司,产品搞“三化”,即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这样的改造涉及8个机械工业部,以及煤炭、轻纺、化工、石油、农垦等诸多部门。中央决定,这项工作由当时的副总理薄一波负责,为此组建了国家机械委员会。当时,我已经从吉林调到六机部(即造船工业部)。薄一波要在造船工业部下属企业多的地方,先成立两个地区公司,一个在上海,一个在东北。但上海公司成立后,还是行政性的公司,和下属企业的关系并未理顺。这是因为,当时江南造船厂和大连造船厂既是百年老厂,又是省军级单位,很难协调。后来,薄一波又急于将部改为总公司。他找到我,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当董事长。当时,我对这个提议有些犹豫。我向他表示自己没有搞过企业,缺乏企业工作的经验,不能担任董事长。我讲这些,是想说明《初步意见》提出“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的历史背景。实际上,还是延续了刘少奇关于公司制的尝试,总体上还是设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改革。

   “市场调节”讲得最早、提得最多的是陈云同志。早在1956年,陈云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就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其中就包含着市场调节的含义。陈云始终认为,国家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市场调节只是从属的、次要的和补充的部分。应当说明的一点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对“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概念经常是混用的。应该说,在经济工作方面,邓小平是很尊重陈云的意见的。从这个角度看,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人吉布尼时,谈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实际上还是“市场调节”的意思。因此,《初步意见》中提出,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是符合陈云的一贯思想的。

   从上述背景看,80年代以前的改革设想,还是在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将公司制管理和市场调节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并没有打算要彻底否定计划经济。成立的公司,还是行政性公司,不是企业化的公司。不论是企业还是公司,都还摆脱不掉行政附属物的地位。用当时外国人的说法,中国只有工厂,没有真正的企业;并说计划经济就是命令经济。这些尖锐的意见,对我们这些长期搞经济工作的人来说,确实触动很大。

   80年代开始时,赵紫阳当总理,碰到了一个“调整”的问题。那时候的说法是:重调整,缓改革。但是,赵紫阳一直是注重改革的。1982年春天,国务院决定,根据工作的需要,撤销国家机械委,成立国家体改委,加强国家经委。最开始,吕东征求我的意见,是薄一波对他讲的。薄一波说,要加强改革。因为赵紫阳已经来了,他是强调改革的。赵紫阳在四川,一个是推进农村改革,一个是开始企业改革试点。他到北京以后,一直强调要加强改革的机构。薄一波建议,赵紫阳兼体改委主任,总理亲自兼,薄一波做第一副主任。薄一波让吕东问我是不是到体改委去。另外,吕东对我说:“机械委的一部分人要到经委去,一部分人可以到体改委来。”这样,就在国务院体改办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家体改委。另外,我从另一个渠道了解一些情况。刘明夫在原来那个体改办,他在退出体改办时,给赵紫阳写了封信,推荐我到体改委。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刘明夫是计委的副主任,他和我在计委工作时比较熟悉,他是一个经济学家。这是我知道的两个渠道:一个是通过吕东,薄一波征求我的意见,说他要当体改委第一副主任,赵紫阳是主任,问我是不是能到体改委去。另一个是我听说的,刘明夫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推荐我到体改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到了国家体改委。

  

   二、80年代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

  

   现在回顾起来,整个80年代的改革,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或者说是改革开放的探路阶段,究竟要走什么路?也可以说,是上下左右学习改革开放的阶段,因为人们事先并不清楚改革究竟要怎么搞。

   当时,中央有两句话,叫作“对内搞活,对外开放”。这是很通俗的,不是什么理论,但这两句话的影响最大,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比如乡镇企业,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同,实际上有三种不同类型:江苏搞的是集体企业,浙江南部搞的是个体私营企业,广东搞的是出口加工、三来一补。总的都叫乡镇企业,允许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搞,这不能搞全国统一的设计方案。又比如,对外开放也是放手让地方去试验。先是深圳、珠海,厦门、汕头,以后是广东、福建的特殊政策,再后来就是14个沿海城市搞开发区,这都是一步、一步的,先试验,后推广。很多具体办法都是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可能来制定的。

   拿我亲身经历的城市改革来说,80年代的改革重点,是以微观改革为主,宏观是为微观改革创造条件。应该说,在80年代,宏观没有怎么大改,政府改革、机构改革也都不算成功。

   在80年代,企业改革都是采取过渡形式。因为在当时,我们面临的是短缺经济,除了个别企业外,企业产品不愁没有销路。因此,当时的国有企业很少亏损,很少破产。大量企业亏损是90年代以后的事,不是80年代。当时改革的主要思路就是如何搞活企业,使企业职工增加工资。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的一些过渡性措施,还是必要的,不能完全否定。

   比如说利改税,不能完全否定。利改税的设想是,降低税率,为企业平等竞争创造条件。这个设想是很好的,但在开始执行中,因为那些好的国有企业留利较多,财政部对此有意见,所以后来加了一个调节税,那是照顾到财政。当时的财政也确实很困难,中央财政要增加100亿收入都非常非常难。因为放权让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一直是下降的。当时企业改革是从调整分配结构入手的,企业多拿,职工多拿,财政少拿,大的分配格局就是这样。为了让财政能够过得去,所以加了一个调节税,这是一种过渡措施。

   又比如承包制,赵紫阳开始并不赞成承包制;但现在看来,也不能完全否定承包制。要承认这是一种过渡形式,承包制对有些企业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钢铁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对钢铁工业的投资是非常大的。承包制是固定利润上缴的,超过增长比例的部分留给企业,有利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增加职工工资。采取这样一种过渡措施是有历史原因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倡导发展重工业。“大跃进”中,又强调“以钢为纲”。当时,有一个规划,叫作“三大、五中、十八小”。“三大”就是这个鞍钢、武钢、包钢;“五中”就是太原、马鞍山、重庆、本溪、首钢;“十八小”就是各省只要有点儿资源的就可以搞。这些企业长期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走了承包的路。地方政府也愿意搞承包,肯定有它的必然性。因为过去的办法是,企业全部利润上缴财政部,财政部又划给国家计委,计委再根据国家计划投到企业。实行承包制以后,一部分利润留给了企业,企业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决定改造什么,怎么改,这对国有企业转变为市场主体起到了促进作用。当然,我们这些过渡性的改革措施,肯定是有弊病。但是在当时,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就可以推,没有十全十美的办法。如果具体的改革办法都由国家来设计,新的道路就走不出去。

在企业改革方面,赵紫阳是赞成搞股份制的。但是,要全面推行股份制,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最早,世界银行的林重庚跟我谈过股份制,但他也没想出具体的办法。他说:“能不能让国有企业互相参股?”但这在实际中是很难做的。赵紫阳说,要试点。所以,股份制试点就先在上海、广东、深圳搞起来了。总体来看,在十三大以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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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与改革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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