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纯艳:宋代海洋知识的传播与海洋意象的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9 次 更新时间:2016-06-05 23: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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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纯艳  

   内容提要:宋代海上贸易的空前繁荣开启了航海活动和海洋知识积累的新时代。宋人通过海商群体、航海使节和僧侣、历代典籍等途径获得海洋知识,其中海商群体是第一手海洋知识的主要来源。海洋知识通过口耳相传、航海使节和僧侣、礼宾机构及沿边官员的记录等方式传播,使宋人构建出动态、险恶、奇异而充满财富和商机的海洋意象,反映了宋人敬畏海洋、生财取利、华夷有别的海洋观念。宋人对东海和南海地区诸国地理方位已有基本确准的认识,对印度洋及其以西也有大致清晰的了解。出于不同的视角和目的,宋人对海洋知识的选择和海洋意象的构建也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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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国家实行积极鼓励和相对开放的海上贸易政策,海上贸易空前繁荣,海洋活动空前频繁,与之相伴,宋人的海洋知识空前丰富,海洋观念出现若干新变。可以说,在中国古代认识海洋世界的历史上,宋代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那么宋人主要通过哪些渠道获取海洋知识?海洋知识如何传播?宋人观念中的海洋世界,即其构建的海洋意象是怎样的形态?这是以往学者缺乏关注的问题。本文拟对此作一考察。

  

一、宋代海洋知识的来源与传播

   (一)宋代海洋知识的来源

   本文讨论的海洋知识包括海洋自然知识(潮汐、风讯、洋流、地理等);技术知识(航行技术、导航技术、航路等)和人文知识(风俗、信仰、政情、商情等)三个方面。所言海洋世界包括作为地理空间的水域世界和处于其中的人类及其居地。对于宋代人而言,海洋知识主要来源有商人群体、航海使节和僧侣、史籍所载传统海洋知识三个途径。

   商人群体(包括舟师、水手)是第一手海洋知识的主要来源。商人群体是最直接和最经常的海洋活动实践者。很多海洋知识的获得,特别是技术性知识,需要长期实践积累。掌握上述知识最丰富的人应该是船中的舟师。“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海中无雨,凡有雨则近山矣”①。“舟师观海洋中日出日入则知阴阳,验云气则知风色逆顺,毫发无差。远见浪花则知风自彼来,见巨涛拍岸则知次日当起南风。见电光则云夏风对闪。如此之类,略无少差。相水之清浑便知山之近远。大洋之水碧黑如淀,有山之水碧而绿,傍山之水浑而白矣。有鱼所聚必多礁石,盖石中多藻苔,则鱼所依耳。每月十四、二十八日谓之大汛等日分,此两日若风雨不当,则知一旬之内多有风雨。凡测水之时必视其底,知是何等泥沙,所以知近山有港”②。上述说到了宋代常用的几种导航方法:指南针导航、牵星术、地表目标定位、水情定位。日僧成寻所乘宋船即是观察星宿以“知方角”,并“令人登桅,令见山岛”,以航路沿线山岛定位,还垂铅绳探查海水深度,结合海底物质(“日本海深五十寻,底有石砂。唐海三十寻,底无石,有泥土”)判断位置,使用了除指南针以外的三种导航方式③。徐兢出使高丽时已使用指南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同时也使用了上述另三种导航方法:星宿导航,“夜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迈”;地表目标定位,徐兢记录了沿线标识航路的主要岛屿;铅锤探查,即“用铅锤时其深浅”,还根据海水颜色(即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等)定位④。这些知识必定只有商人群体中世代口耳相传及反复航海验证才能获得,海商群体才是这些第一手海洋知识,包括技术、自然和人文知识的主要提供者。

   航海使节和僧侣也提供了部分第一手海洋知识,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同船商人群体。接待海外诸国使节的宋朝礼宾官员的职责之一就是向其了解其国信息,“图其衣冠,书其山川风俗”⑤。如鸿胪寺就有此职责:“外夷朝贡,并令询问国邑、风俗、道途远近,及图画衣冠、人物两本,一进内,一送史馆。”⑥皇帝接见使节时也常询问境外信息。宋太宗曾向大食国使节询问其国位置及山泽所出⑦。市舶司和沿边路分军政机构也有向入境使节了解信息的责任,接待诸蕃使节的“安抚、钤辖、转运等司体问其国所在远近大小,与见今入贡何国为比”⑧。如淳化三年阇婆来使,明州市舶使张肃先“驿奏其使饰服之状”⑨。政和五年规定“有罗斛国自来不曾入贡,市舶司自合依《政和令》询问其国远近、大小强弱,与已入贡何国”⑩。境外使节给宋朝提供的主要信息有其国方位、赴宋道里、制度、风俗、服饰、气候、物产、沿途见闻等(11)。这些关于海上诸国人等的知识由此得以记录和传播。

   本国使节和入宋僧侣也会记录海洋知识。宋朝向海外诸国遣使甚少,除了雍熙四年“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处赐之”(12)不见向交趾和占城以外南海诸国的遣使。向高丽的遣使则有多次。这些使节回国后按例需将所见所闻写成行程录,呈报朝廷(13)。至今尚可见崇宁年间王云随团出使高丽撰写的《鸡林志》的残本和宣和年间徐兢随团出使高丽所写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鸡林志》记载了元丰以后与高丽通使事实,以及会见之礼、聘问之辞等(14)。徐兢称自己所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是“谨因耳目所及,博采众说,简汰其同于中国者,而取其异焉”,“物图其形,事为之说”。该书记载了高丽政情、风俗、城市,以及明州至高丽航路、航行和导航技术等知识。但他们亲见亲历所得知识是有限的,首次航海的徐兢并不可能具备航路、航行和导航技术等知识。宋朝出使高丽主要是雇募商船,“旧例,每因朝廷遣使(高丽),先期委福建、两浙监司顾募客舟,复令明州装饰”(15)。徐兢的记录很大部分是来自船上商人舟师的介绍。徐兢船队能否起航,皆由舟师判定风讯。航路沿线的岛屿名皆问诸舟师。如,五屿、排岛、槟榔焦等岛礁的名称都是篙工舟人所告(16)。僧人来宋也搭乘商船。如日僧成寻搭商船入宋,所著《参天台五台山记》记录了从日本到明州的航路、海情、季风和导航方法等海洋知识,也非第一次航海的成寻所能具备,而是得自同船的商人舟师。

   海洋知识通过史籍历代积累和传承。从先秦典籍到汉唐史各类史籍所载传统海洋知识都成为宋人获取海洋知识的途径。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六○《地部二十五》“海”条收录了《释名》《说文》《尚书》《礼记》《论语》等典籍关于海的记载。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七《地理部》和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一五《地理部》都有“海”条,还收录了从先秦诸子到汉唐各类典籍所载的传统海洋知识,也成为宋人获取海洋知识的途径。记载了法显自印度航海归国经历的《法显传》、“记(高丽)海道及其国山川事迹物产甚详”的南唐章僚所撰《海外使程广记》等书也是宋人海洋知识的来源(17)。史籍所载的传统海洋知识既有基于亲见亲闻的海洋知识的记录,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古人对海洋的主观想象和描写,但他们都成为宋人海洋知识积累的组成部分。

  

   (二)宋代海洋知识的传播方式

   概括而言,宋代海洋知识传播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商人群体的口耳相传。海洋知识在长期航海的商人群体内部主要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这一群体文化程度不高。宋代是否存在着流传于这个群体之中的航海图、针路簿或其他有关海洋知识的文字,不得而知,但可以确知的是,海洋知识通过他们的口耳相传而得以世代传承。实际上,不唯宋代如此。西汉派遣官方的黄门译长及应募者从徐闻、合浦沿中南半岛海岸南下、西行,到达印度南部(黄支国),就是依靠商人,即“蛮夷贾船,转送致之”(18)。航路和航行技术是商人群体专有的知识,法显回国也是搭乘商船。这些导航知识是商人群体的专有知识,在商人群体中世代传承。周去非、赵汝适采集的航海知识,包括航路和海上诸国的商情、风俗、政情等丰富的知识(见下文)也必是在商人群体中口耳相传,不断积累的结果。宋代不仅中国官员需要从商人采集口述的知识,海上诸国也需要从商人口中得到海洋的信息。如真里富国想与宋朝交往,通过宋朝商人了解宋朝情况和交通方法:“小心消息,心下意重,知有大朝,日日瞻望。新州近大朝,新欲差一将安竺南旁哱啰差出来,同大朝纲首拜问消息。回文转新州,已知大朝来去。”(19)可以想知,穿梭于海上各国的商人构建了一个信息网络,传递着关于航路、海情、风讯、航行方式、商情等海洋和海上市场的各种信息。这些口耳相传的信息或以经验授受的方式代代承继,或消失于历史的烟尘之中。但有一些海洋知识被当时的使节、官员、僧侣和文人等采集并记于著述,保存和流传下来。

   二是航海使节记录海洋经历的著述传播。如上所说,使节著述所记录的既有其亲见亲历,也有很大一部分得自同行的商人舟师,但这些著述所记录的海洋知识随着著述的刊行得以传播。现存最典型的莫过于徐兢所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该书在宣和末年即开始传播,南宋时刊行,图亡而经存。周辉《清波杂志》卷七载:“宣和末先人在历阳虽得见其图,但能抄其文,略其绘画。乾道间刊于江阴郡斋者,即家间所传之本,图亡而经存。盖兵火后徐氏亦失元本。”该书被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觧题》、马端临《文献通考》,以及脱脱《宋史》著录。元朝修《宋史》将其作为参考(20)。祝穆《古今事文类聚》、潘自牧《记纂渊海》及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论海潮都引用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21)。可见该书在宋代已经广泛流传。宋人通过阅读该书,了解了宋朝至高丽的航路、海情、风讯、航行方式等海洋知识。

   三是有关官员采集海洋知识的著述传播。上文论及市舶司和沿边路分安抚、转运等机构有向入境使节了解信息的责任,也有官员会主动向商人群体采集海外知识,撰写绘制了不少涉及海洋知识的著述图录。赵彦卫《云麓漫抄》卷五记载了“福建市舶司常到诸国舶船”,包括大食、三佛齐等三十余国,且称“如上诸国多不见史传,惟市舶司有之”。可见当时市舶司是掌握海外知识最集中的官方机构。赵彦卫的信息也应来自福建市舶司。南宋赵汝适在福建提举市舶任上所撰《诸蕃志》是现存唯一的宋代市舶官员采集海外知识的著述。该书载海外七十余国道里、位置、风土、物产、贸易等信息,材料主要来自向商人的采集,“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删其秽渫,存其事实”(22)。除此之外,该书还征引了史传典籍,如记载三佛齐等国历代朝贡(23),则非商人所能提供,显然引载了官方记录。再如该书所载注辇国“自古不通商。水行至泉州约四十一万一千四百余里”(24)。该信息最早出自大中祥符八年注辇国遣使来贡时译者称其国“前古不通中国。其使者舟行涉千一百五十日乃达广州,约其道路,盖四十一万一千四百里”(25)。后《宋史•注辇国传》及《文献通考•四裔考九》之注辇国条都采用了这条记载。赵汝适撰《诸蕃志》也必是抄录了国史关于此条的记载,只是将广州改为泉州。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了《诸蕃志》。谢采伯《密斋笔记》卷四引用了《诸蕃志》对勿拔国和木兰皮国的记载。可见该书在宋代流传之一斑。

礼宾官员及沿边官员向商人、使节等采集海外信息,留了大量著述和图录。《宋史》所载赵勰《广南市舶录》、冯忠嘉《海道记》《诸蕃进贡令式》(包括海上诸国阇婆、占城、层檀、大食诸国、勿巡、注辇、三佛齐、丹流眉)等(26),都涉及海外信息。现存有关官员记录采集海外信息的著作有北宋的《文昌杂录》《萍洲可谈》,南宋的《岭外代答》。《文昌杂录》记载了作者庞元英元丰年间任主客郎中时“一时闻见”,包括“主客所掌诸番”,言及南海诸国的方位(27)。该书乾道年间在建康府刊行。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三三《文籍志一》有著录。《萍洲可谈》中作者朱彧记载其父朱服绍圣中任广州帅时之见闻,包括广州市舶司、蕃坊、海商及海外诸国的情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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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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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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