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天人交感”下人生观的转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0 次 更新时间:2016-06-05 15: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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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 (进入专栏)  

   我做研究生第一年读的是哲学,可是不久得了肺病,一犯起来就吐血,身体非常虚弱。那时候肺病非常普遍,大概很多人都有,不过没有检查出来,因为不犯病的时候和正常人一样。如果我不吐血,我也不会知道自己有肺病,也许是别人传染给我的,也许我还传染别人,这都不知道,没有隔离,也没有药,等于自生自灭。

  

   后来我才知道,吐血好像也并不那么严重。细菌把血管咬破了,所以就吐血,如果一个人失血不很多的话,没那么严重,吐血而死往往并不是因为失血,一般都是因为窒息,血出来的时候把气管给堵住了,那时是非常难过的,我很有体会。而且我得肺病还有个特殊经验,只要天气一变,比如忽然风雷交作,我就感到气闷压迫,开始吐血。有位同学跟我开玩笑,说:“你这是‘天人交感’。”《资治通鉴》里有一段故事,武则天的时候屡兴大狱,抓起人来就用酷刑。有一个人在监狱里受了很重的刑,结果出来以后能够预报天气。别人问他:“怎么会这么灵?”他说不是他灵,而是他的伤一变天就立刻有预感,所以预言非常准确。我想这是对的,我当时也是这种经验,天一变就能感觉到。

  

   我的遭遇还算不错,终于挺过来了,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物理系一个同学叫张崇域,他物理念得是最好的,后来还做了研究生。我相信如果他一直活下来的话,现在也该是物理学大家了,也会是诺贝尔级的,可是不幸后来得了肺病,毕业不久就死了,非常可惜。化学系有个小胖子叫陆钟荣,也是读得非常优秀,我们一起上过德文,毕业的时候得了肺病,眼看着他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骨瘦如柴瘦得不得了,后来死了,实在太可惜了。他们那么年轻有才,如果给一个条件能够活下来的话,我想一定非常有成绩,可惜很早就去世了。

  

   毕业以后我念了三年研究生,起先受王浩的影响一起念了哲学,不过我没有念完,一是因为生病,半年没有上课,二是又受王浩的影响,放弃了哲学。王浩本科是学数学的,哲学念得也非常好,他认为,学哲学只有两条路走,一条路是从自然科学入手,特别是从数理科学入手,不然只能走伦理说教的路,比如孔孟之道,仁者爱人,但这些不是哲学,真正讲哲学一定要从自然科学入手。另一条路,就是得到一点哲学的熏陶,从哲学的背景改行搞文学。他这一点说得非常有理,西方的大哲学家大多是科学家出身,像近代的笛卡儿、莱布尼茨,当代的怀特海、罗素,还有列宁批判过的马赫、彭加勒,都是第一流的科学家。王浩是学数学的,当然可以搞“真正的哲学”,我没自然科学的基础,念了一年工科远远不够,心想还是不要学哲学了,学也学不好的。那时我正病重,于是找来一些文学书排遣,特别是英国浪漫派,雪莱、拜伦、济慈的诗歌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西方的诗歌和中国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往往都是长篇大论,一首诗就是一小本书,发挥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这在中国诗里很少见。英国十九世纪有两个重要诗人,Browning(勃朗宁)和Tennyson(丁尼生),一般的评价是Browning比Tennyson更高明,可我当时的感受是,Browning的诗歌虽然气势雄浑,但缺少人生境界的深度,在这一点上,Tennyson似乎更胜一筹,也更加让我着迷。Tennyson中年的时候写了一首长诗《怀念》(In Memoriam),怀念他死去的朋友,写得非常感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以及宗教信仰,而他之打动我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寄托,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讲,就是“畅论天人之际”。再比如,Tennyson八十三岁去世,他的最后一首诗Crossing the Bar几乎每个选本上都有,诗的大意是,那天早上他出港的时候赶上大雾,船出不去,直到中午雾气散尽才驶离港口,Tennyson联想到自己八十多岁了,人生快要走到尽头,驶离此岸的港湾,跨过人生的界线,之后,就可以见到“我的舵手”(即上帝),“I hope to see my pilot face to face when I have crost the bar”。这些诗我读过之后非常感动,而且非常欣赏这种人生观,觉得这才符合我的胃口,所以第二年又转到外文系念文学去了。

  

   我在外文系的第一位导师是吴宓先生,后来他去四川了,由美国人Robert Winter做我的导师。不过后来我也没有念好,因为我主要的兴趣不是文学研究,只是那些诗对我的思想有启发,觉着非常有会于心。我一直都这样认为,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本身就是目的,不能太功利,比如念这个对我没多大用处,拿不到博士学位,也找不着好工作,那我就不干了。当然这样想也不算错,但那是另外一种作风。从中学开始,很多年我都不大用功,这大概与我自由散漫的习惯有关系,也可以说跟自己的人生观有关系。在我看来,读书最大的乐趣在于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这比什么都重要,而不在于是不是得到一种世俗的荣誉。假如不是很有兴趣,又要付出很大的牺牲,我觉得犯不上,或者说,太功利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反而得不偿失。

  

   1945年至1946年,正是我做研究生第三年,“一二·一”民主运动非常热烈,课也停了,学校里也乱,静不下心来读书写论文。1946年联大宣告结束,清华、北大回北京,本来我应该跟着回北京再写一篇论文,我想写一篇论叔本华,因为叔本华虽然是哲学家,可他走的是文学的路,我很有感触。可是姐姐写信说母亲随她在台湾病得厉害,以为快要不行了,我就去看她,等到可以回来的时候内战又打了起来,北上无望,所以研究生念了三年,最后也没有拿到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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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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