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春:邓小平人权思想初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87 次 更新时间:2002-01-08 13: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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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春 (进入专栏)  

  

  人权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但是,对于人权问题的看法,世界各国不尽相同,有些甚至尖锐对立。在当前国际人权斗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人权思想,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反击西方的“人权攻势,”以及继续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人权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人权思想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大的历史背景:一是国内背景;二是国际背景。

  从国内背景来说,邓小平的人权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是与“文革”结束后人们对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反思分不开的,也是与70-80年代国内人权问题上存在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分不开的。

  什么是人权?通常泛指人按其本质应该平等享有的权利。从狭义上讲,人权指的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如生存、发展、平等和自由的权利等。从广义上讲,人权既包括基本权利,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公民权利,并融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于一炉。人权的口号和要求最初是由资产阶级提出来的,但它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十分重视人权问题,他们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人权问题,并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权观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的人权理论。然而,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建国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对人权和人道主义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极其薄弱,甚至连马克思主义是否讲人权、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是否有人权、人权问题是否应该正面研究等都感到茫然。尤其严重的是,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残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草菅人命、践踏个人尊严和人格,使我国的人权状况陷入了可悲的境地。“文革”结束之后,全党、全国人民从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悲剧重演的角度,对人权和人道主义问题进行了反思,我国理论界对人权问题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人们逐渐从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中解放出来,重新认识到了人权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性。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中,也发生了少数人与西方“人权外交”相呼应,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人权观的错误倾向。他们成立了所谓“人权同盟”组织,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学生闹事,甚至要求美国总统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在1979年9月12日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现在有的从‘左’的方面,也有的从右的方面,来助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两个方面,都值得注意。要分析当前的思想状况,有针对性的讲问题,进行教育和再教育。批评群众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要讲究方式。对多数人的教育工作做好了,就要坚决打击那些专门扰乱社会秩序的极少数人,坚决制止他们的各种不法行为。对于这些人,我们不能允许他们借口保护自己的什么人权,侵犯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利益。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对于人权,历来有自己的看法。”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这是邓小平首次谈及人权问题,其意义十分重大:一方面,它是对“文革”期间“四人帮”肆意践踏广大人民群众人权的一个否定,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讲人权的,人权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它也指出了对于人权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有自己的看法,与资产阶级的看法是迥然不同的。1985年6月6日,邓小平在同“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主席团全体成员的谈话时,又公开阐明了我国政府对人权问题的态度。他说:“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 整个谈话直接挑明了国际上存在两种人权观的对立和斗争。

  从国际背景而言,邓小平人权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人权外交”分不开的,是与国际上激烈的人权斗争分不开的。西方对中国的人权外交始于80年代初期,1983年的“胡娜事件”是中美人权摩擦的开端。从1985年起,美国国会开始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要求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减少对中国的援助。1987年,美国又开始从人权角度干涉西藏问题。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突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雅尔塔体系宣告瓦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不稳定的形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从1989年起,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开始把中国的人权状况作为重点攻击的内容。1990年1月30日,美国国会通过的“对外关系授权法”增加了 901 条和902 条修正案, 做出与中国暂停交往和全面制裁中国的法律规定。1993年1月美国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上台后,更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等挂钩,使中美关系一度严重恶化。对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人权外交,邓小平同志是坚决反对的。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阐明了人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他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 同年11月,在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邓小平同志又强调说:“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我们从来就不听那一套,你们也是不听那一套的。” 12月1日,他在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主要成员时,还揭露了西方国家人权外交的实质,说:“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伤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中国多少人的人权!” 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继续对中国发动“人权攻势”,美国国会曾通过了所谓关于“西藏国庆日”的决议,美国政府在去年3月召开的联合国日内瓦人权会议上仍继续搞反华提案,可见国际上的人权斗争将是长期而复杂的。

  

  二、邓小平人权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出发,区分了资产阶级的人权观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论,使我国社会主义的人权理论达到了新的境界。邓小平的人权思想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1.人权主体是绝大多数人的思想。人权主体即人权的拥有者,从形式上看,它既可以是一个个人,也可以是一个集体。但是,在私有制占主导的社会里,人权始终是少数剥削阶级的特权,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则处于无权的地位。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权在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指出:“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决定了人民群众能够在共同享有对生产资料不同形式的所有权、支配权的基础上,享有极其广泛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因此,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权是根本不同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权主体的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权主体是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同时,他还指出,个人的人权不应该与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相对立,为了维护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和安全,就必须对少数犯罪分子实行专政,其中包括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1979年10月15日在会见英国记者格林等人时,邓小平曾坦率地谈到过了他对个人自由问题的看法。他说:“如果说个人对社会主义有充分的理想,有充分地发展他的才能的权利和条件,这些自由是同共产主义毫无矛盾的。但是,如果说个人自由与国家的自由和大多数人民的自由相矛盾,这种自由就不能提倡。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人们也要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这与自由是不矛盾的。现在的问题是,对人权问题、自由问题,在我们的青年中有一种误解,实际上把这些变成无政府主义,甚至于是变成了极端个人主义。”

  2. 生存权与发展权是首要人权的思想。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也是享受其他人权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邓小平曾多次指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发展才是硬道理”。 邓小平同志还指出:“现在世界人口是四十几亿,第三世界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发达国家,包括苏联、东欧(东欧不能算很发达),西欧、北美、日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十一、二亿人口。很难说这十一、二亿人口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筑在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当然,第三世界有一部分国家开始好起来。他们的经济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都不容易。” 根据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我国领导人在90年代初明确从人权角度提出了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概念,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人权思想。1991年,江泽民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专门谈到了“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重要的人权”这一观点。他说:“中国党和政府是十分关心人权的。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人权就是生存权。在旧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根本就没有生存的权利……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解决了11亿多人的温饱问题,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新中国取得的进步与旧中国相比是天壤之别。对于中国来讲,第二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发展,要把中国建设起来,实现现代化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愿望。”

  3. 不能抽象地谈论人权的思想。资产阶级人权观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脱离现实的社会关系,脱离历史,孤立地、静止地看待人和人的权利。这种抽象的人权观集中表现为启蒙学者鼓吹的“天赋人权”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权就是自然法所赋予的与生俱来、永恒不变的自然权利。与资产阶级人权观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是具体的,它总是属于一定的历史阶段、一定的国家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就有不同的权利。1983年10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在论述应该如何进行人道主义问题的理论研究时说:“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攻击社会主义反人道主义。……他们不了解,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后来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他更明确地指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自己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

  4.根据中国国情解决少数民族人权问题的思想。少数民族的人权问题是当前国际社会极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对于少数民族人权的保护,既要考虑普遍性,更要考虑特殊性,它在本质上是一国主权管辖范围内的事情。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1990年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在全国总人口中,汉族人口占91.96%,少数民族人口占8.04%;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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